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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中国的那些学术的弄潮儿，玩文学。玩方法。玩语言，净挑那新潮的时髦的 玩，而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传统，不从古希腊一路念下来，哪怕是有个大概的了解，特别 是不读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文本，想玩现代后现代，是不可能玩出真 东西的，至多是在时尚中捞点小名小利。西方的经济学大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 和道义关怀，而现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却以一副纯学术的面孔祭起学术中立和经济学 与道德无关的旗帜，这背后，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纯学术有什么出息。 就是说，把那么长的历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时髦的东西玩，只能是学术指客，投机取 巧，类似于不正派的商人，连正派的讲职业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说名妓都有职业道德，而咱这的学术明星却没有职业操守？ 老侠：对。启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无知，特别是做人的无知。教育者首先要 受教育。 王朔：你说咱中国这一百年没有哲学家吧？ 老侠：没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学跟屁虫而已。 王朔：也就是写点儿什么史，是吧？冯友兰他是弄哲学的，他主要说的是什么？ 他的哲学主张是什么？ 老侠：冯友兰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后来他又写了《原道》等几本自称 是自己哲学体系的书，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 王朔：《中国哲学史》里头有他的观点吗？ 老侠：二三十年代，有两本哲学史影响颇大，一本是胡适的，一本是冯友兰的，这 两人都在西方学过哲学，通过中西比较写中国哲学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 适是开创性的，冯友兰就是模仿了。但胡适这人是常识派，他的特点是能把晦涩的哲学 观念变成常识，他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你一看简直就像是科普读物或通俗读本。好像 他这人天生就浅显直白，没有其他中国人的那种打根上来的立而又玄，绕着弯说话，挺 直挺浅的道理，让他们说得又曲折又深奥。中国就缺少胡适这种把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常 识的人。这几年出了个王小波，他就是常识派，把做人的常识、制度的常识讲得透亮彻 底。还有个叫林达的，写了系列的“近距离看美国”，把美国的理念、制度通过生活常 识、具体的案例告诉大家。老百姓就需要这种常识性的启蒙。学院派讲大理论的那套， 离常识隔一层，很难转化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适他们那时候刚跟文言文决裂，他一定特别强调这个白话文，尽量直白浅 显，一点文言都不用。其实现在的人说话写文章还都带一点文言的痕迹，比如成语、典 故的运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觉。而胡适他的！日学根底也不浅，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样， 他写诗好像就是大白话，读起来不像诗，像念儿歌。顺口溜。 老侠：其实当时那些捍卫传统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张君勤等也都找来西方的东 西说事儿，当自己立论的根据。著名的科玄大论战，胡适、丁文江用的是科学主义实验 主义，梁漱溟。张君勤他们用的是柏格森主义直觉主义。他们就觉得帕格森的那套说辞 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心心相印。你们拿西方的东西否定传统，我们就拿西方的东西肯定 传统。 王朔：听你这么说，那现代以来，中国的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 个根，都能沾点儿蓝色文明的腥味儿。 老侠：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是功利的实用的，随着国内的时尚沉浮的。拿过来 过过一时的嘴瘾，风一过，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守着一个东西皓首穷经的。 鲁迅就说，拿来的全是新的，即时的，一会儿一换，像服装展示会上的模特们穿了脱， 脱了穿，不重样儿。“五四”时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说日本对西方的整理跟咱们也一样么？日本好像有点儿既跟西方走又特想 自己弄条路，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 像“哲学”、“美学”等等。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许多硕士、 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 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 投机取巧地用了。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 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 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问都认真。 老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响的名著，叫《法律与革命》，是个美国教授写的，他 叫哈罗德。J.伯尔曼，你想不出他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侠：四十年。 王朔：咱们没有那么傻的人。 老侠：哪有傻到这份儿的人，开玩笑！追着浪潮走，这个浪头赶不上，‘哗“地又 是下一拨儿了。 王朔：是呀。那么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谁愿下这大功 夫。咱的学校体制对学者。教授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我是说，怎么才能混 成体面的学者？有没有硬性的标准？ 老侠：高等院校中最令人羡慕的是那些既当它又有学术声望的聪明人，就像当年的 王蒙，既是文化部长又是知名作家。 老侠：中国的读书跟西方反着。人家是大学本科最好读，越往上越难，读个博士七 八年。十来年读不下来的是常事儿。 中国是本科最难读，越往上越好读，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影响力。 西方人做论文，每一个注都要有关于出处的详细说明。观点摘要，证明你读过这本 书，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注释部分往往比正文还多。中国的导师不会这么为难自己的学生。 学生论文的通过与否，涉及到导师的荣耀和面子，所以论文答辩时请谁不清谁挺有讲究 的，这里边的人情学问不次于做论文的学问。听说现在可以用钱直接买学位了。改革了 嘛，钱一管用，人情自然就淡泊了。钱就是人情，就是关系。 王朔：高校里不至于如此龌龊吧。不是说校园中的书桌还是方净土吗？ 老侠：类似余杰这么精明的才俊，就是本来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 就混不出名堂来。这两天又看了他们那一拨的几本书，有个叫摩罗的，他与余杰之间的 相互吹捧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和一篇摩罗的 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么在当今时代，在思 想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陈平原是“最 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 “最”在汉语中是顶点、唯一的意思，“最什么什么之一”本身就是语言花活。有了 “最”就没有“之一”。但他既想把人夸到“最”，又不想给人以“唯一” 的话把，于是就只能用“最……之一”这类缺乏语言常识的句式了。再看两个人相 互抛媚眼的文章的结尾，余杰说：“摩罗也在寻找更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 一条充满荆棘的、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 先生笔下的过客……” 再看摩罗怎么样夸余杰，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么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 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阳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 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 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 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再看摩罗献媚的最后：“无论如何……余杰的所有文字中，毕竟 挣扎着一个觉醒的自我，觉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杰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还 倾向于把它看作某个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个是在没路的路上，赎罪的路上，一个是觉醒的生命；一个愿与另一个同行，并 肩走到底，一个的生命是另一个的生命。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 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 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王朔：我觉得我这人脸皮已经很厚了，也是个人精儿了，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 更精于计算的后生。真他妈的是后生可畏，咱得躲远点儿。 老侠：还有一个自称是北大醉侠的叫孔庆东的，自夸与献媚的水平远不如前两位， 他的夸人像报纸上的悼词，却是为钱理群先生祝寿而写的。他说：“您和您的学生都是” 五四“精神传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恰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延续着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美德……检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 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 们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与人为善又能独立不阿，既能尊师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 团结互助同时又君子不党。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礼义廉耻，儒家所弘扬的仁义礼智信， 都在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闪烁着。……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 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 您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导师！“这样祝寿词在中国传统中一般只用于人死之后的盖 棺论定，我不知道钱理群看了这样的祝寿词有何感想，要是有人这么夸你，你会认定他 不是为你祝寿，而是咒你快点入土为安。这篇文字可以作为这群有着博士。硕士头衔的 市侩学问家的自画像。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 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
第十七篇 从厚黑学里找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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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你看过老子吗？ 王朔：我也就是翻翻。道非道的，可道不可道的，非常道的……其实我看过。 但现在记不住多少，看完就忘了。以前总听说老庄老庄的，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姓 庄的人，就像叫老刘、老王那样，后来才知道是俩人。他俩有个先后没有？ 老侠：庄子是老子后面的。 王朔：我粗着看的，也粗着听人说的。他那个道理是一个挺想得开的道理，教人想 开点儿，别活得累。中国人的道理，一个孔子，一个老子，一儒一道，要么教人想开点 儿，要么给人立规矩，想不开就去立规矩或让别人给你立规矩，想开了就离人群远点儿， 自己个儿，别扎堆儿，凡扎堆儿的就是想不开的，凡不扎堆的就是想得开的。基本上是 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觉得有好些人也不太知道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 还当过一回孔子的老师。但他们都在文章中提到他，说某某人有“老庄之风”呀。我一 直就不知道这“老庄之风”说些什么。有些人好玩这个，什么出世呀。隐逸呀，说某人 的作品某人的生活态度中有这个。在我看，凡在文章中掉书袋子做有文化状的东西，都 是谄媚一路的。我不真的了解老庄。我觉得那往往是一些人的遮羞布，老庄被好些人弄 成了遮羞布，达不到目的就使小性子，捉迷藏，类似于撒娇，无非是让人再看重他，三 顾个茅庐什么的，弄个仙风道骨不正眼看人什么的。我对他基本是这么个看法。 老侠：庄子啦。佛教的禅啦，从古到今一直是附庸风雅者的好牌坊，文人们在仕途 上一被下绊子，就必定非老庄即禅宗，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土的附庸风雅，虽有反抗发泄 的真实一面，但太消极，且骨子里仍不满。鲁迅早对此有精辟的见解。 这之后的山水诗，从谢灵运到王维到苏东坡到朱熹……不过是一种失意后的点缀而 已。据说中国排宗的高师不识字，却弄得那么多识字的人跟着瞎起哄。中国文化只有 “内儒外法”是真的，统治术是儒法互补，而不是李泽厚的儒道互补。对外讲儒，讲礼 仪，让别人“克已复礼”。对内的权力斗争就全是法家阴阳家的那一套，阴而狠。中国 知识人何尝真信过什么？美国诗人金斯堡信佛，尤喜掸宗，他来过中国，想找到正宗的 禅，不用想，肯定是失望而归。现在的宗教、寺庙、教堂，教士啦、和尚啦都有行政级 别。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件事特别能说明中国的信徒是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大 法师，叫什么法师来着……？ 王朔：是海灯法师，二指禅的那个。 老侠：就是他。有一年春节晚会，居然把他弄到中央电视台当嘉宾，他也就去了。 王朔：二指禅，是吗？ 老侠：这大法师，据说几十年末出山，修得六根纯净。其实这中央台太残酷了，可 以靠行政命令把人家从深山拉到闹市来，人家在深山里修炼那么多年，心情平静，这一 下说不定毁了他一生的修行。春节晚会，多世俗多平庸多煽情多诱人呀。 花花绿绿的，歌呀舞呀，露膀子露大腿的，这不是成心拉法师下水吗？这大法师肯 定是迫不得已，挺不情愿的。但他似乎很兴奋，觉得自己受到隆重的礼遇，他当即赋诗 一首，给这台恶俗的大拼盘添了点禅香。 王朔：出名的，就是被人知道的。被咱们知道的，被夸成“老庄”的，我看都不太 老庄，真正的老庄是咱们不知道的。 我想也许有那种思凡出了山了，后边还跟着一群人夸他如何如何地超凡脱俗，这种 人肯定不太“老庄”了。最起码他跟俗世这些附庸风雅的关系弄得不错，人们觉得这和 尚人也不错呀，心里也有些周旋的。 老侠：你读过《史记》、《资治通鉴》之类史书吗？ 王朔：看过。小时候看的《史记》，但看得不多，也记不住多少东西了。《资治通 鉴》我看过三四本，有点望而生畏。 我发觉里面也充满了各种道理，我发现中国的那些写史的人也是诲人不倦的“腕 儿”，在史实的故事引申出一些评论，说出些道理来，我就怕这些说道理的书，一讲道 理，我就两眼发黑，看不进去了。好像除了道理，中国人不会写别的东西。 老侠：中国的小说也是这样，随时随地海人不倦。看那些古典的名著和不出名的小 说，总要在每章每回的开始或结尾弄一段讲道理的东西，往往是用诗讲道理，什么有诗 曰什么的…… 王朔：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都是挺陈腐挺平庸的道理。《资治通鉴》 中有许多权术。最初讲权术是不是也从孔子那儿开始讲的？ 老侠：权术来自战国时的纵横术。阴阳学。老子是中国的阴谋设计大师，他为中国 政治的阴暗运作提供了根本的游戏规则。那些纵横家，哪个君王认他，他就为之服务， 今天去齐国，明天去魏国的。实际上，不仅纵横家，就是孔子也周游列国，去卖他那套 东西，谁认他就卖给谁，就跟现在的“跑官” 一样。或者说，现在知识分子的幕僚心态从孔子就开始了，他周游列国无非是去 “跑官”，混个一官半职。他说仁义，但当了官也照样心狠手辣，做了几天大司寇，就 把少正卯给诛了。 当时也有些君王喜欢“养士”，在家里养一大堆饱学之土，像养一群好马。从那时 起，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已经定了。纵横家那套游说技巧，都叫后人继承了。做人是有奶 便是娘，今天投靠那个，明天又投靠这个，什么信念啦。忠诚啦，全没有。 今天也如此。 王朔：玩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不倒也不老。 老侠：《资治通鉴》集古代权术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学》。它的可读性不 在于司马光从史实中抽出的那几条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黑暗，阴谋与暴力， 谁黑谁狠谁无耻谁就肯定能灭掉政敌，大权独揽。真得六亲不认，只要是夺权的障碍， 爱谁谁，一律灭掉。这种智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子和法家。老子就是阴谋家，他的道 理是由自然本体论到伦理韬晦术再到政治权谋，所谓以柔克刚，以阴克阳，以不变应万 变，无私方能有大私等等……无一不透着智慧的狡黠。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东西太多了， 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伟业就是经典的例子。从学校到家庭，大人们都爱拿韩信的韬晦之 术教导晚辈，教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放弃人的尊严。如果你是一个人，一个有尊 严的人，你怎么能够为一时的权直而甘受胯下之辱，用这种方式求将来的飞黄腾达，就 等于告诉你想为人上人就要不拿自己当人，人下人就不是人。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擅权就 是一种制度化的韩信谋略。最后弄成不是宫廷非要阉了谁，而是许多人自我阉割，争着 进宫。我们的史书一提到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之争，大都把罪恶推到宦官身上，常说中 国文化毁于宦官之手。这不公平。第一，宦官是皇权制度的产物；第二，文官集团在道 义上也决不比宦官集团高到哪儿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宫廷党争的残酷和血腥，不 是因为养了一群小人，而是因为这个制度只能靠阴谋和血腥的政治来支撑。宦官整文官 狠，文官得势整起宦官来也决不会有一丝怜悯，甚至比宦官还要狠。这不是某个皇帝或 某一集团决定的，而是制度本身决定的。 王朔：那我就觉得中国有的文人也从老祖宗那学来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会不 是个社会，人不是个人。你觉得呢？ 老侠：他们确实从阴谋政治学中和人生策略学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学，他们 从厚黑学中学到了一套东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风向说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这种东西就特别明显。前些年因他的《坚硬的稀粥》，知识界起了不 小的波澜。有人发文章说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是影射总设计师等等，王蒙奋起以 法律为武器保卫自己的名誉。权利。政治前途。这很好，我知道后也挺振奋，终于有一 个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笔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伸张社会正义，为其 他知识分子以后受到莫须有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攻击时，怎样既自我保护又维持社会公 正做了一个示范。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发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当时新上来的文艺 界头头玛拉沁夫给王蒙的信，那时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长位置上。玛拉沁夫当时已 无事可干，信的内容好像是说他还能干，请求王蒙给他找个位置，一纣口气谦卑加决心 书式的信，有人把这信叫作“效忠信”。我觉得与效忠无关，也就是中国人惯用的韬晦 而已。王蒙发这个信显然是为了臭玛拉沁夫，但这是私人信件，在没有经过写信者本人 的同意或授权下不能公开发表，接信人可以烧掉或保存起来，但不得公开。这是法律常 识。但王蒙不管这套，他以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来对付，流氓只能还以流氓，他似 乎不明白，以流氓对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这样可以发泄个人恩怨，但于社会正义、 秩序无补。正如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我们似乎永远逃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王蒙他 就可以这样，前一会儿他会名正言顺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后一会儿 他又会以正义的化身出现，置起码的法律常识于不顾，用阴招儿、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法 对某个有损于他的人进行报复。而且，我以为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 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发表后，许多文人拍手称快，感到这下让玛拉沁夫这个专门整人的老左脸 面丧尽，当时受压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俩出了一口恶气。我就觉得他们对王蒙的做 法拍手叫好，特过痛的痛快，这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发泄，文坛青红帮之间的火并，与法 治建设、反对极左、民主改革等等社会公益全无关系。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公正 全抛开了，他们要的只是个人的、帮派的利益。他们连谈起码的社会正义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台，走背字带有点良知的东西，起码他的命运值得同情， 但他这么一弄，我就看不出他的良知在哪儿，我就会把这种小阴谋的纯熟操作和他的背 运看成是同一种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聪明绝顶却全无心肝的生存 技巧。 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坛豪杰，谢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侠：王蒙是讲谋略的，他要臭玛拉沁夫又不落话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发 出来。说玛拉沁夫是给文化部长写“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信中没有谄媚之词，剩下的信几乎封封都有。比较恶心的是上海的 许子东和北大教授谢冕的信。许子东是以中国当代文学三人谈知名的，他信中谈到王蒙 的小说《活动变人形》，说许多人对这小说的解读都没有评到点上，他许子东要重评， 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反正话说得肉麻极了。谢冕就更过分了。 当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挺长的。谢冕是搞诗歌评论起家，是八三年 清污时批判的“三个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济是北大教授、博导、中国诗歌理论界的当红权威呀，搞了那么多年诗歌， 看过的诗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说：王部长您不但小说写得好，诗也写得那么好之 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任何懂点诗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诗也不会觉出好来，你一个 教授、博导、理论权威怎么就能恬着脸硬说那是好诗呢？如果那也是好诗，你作为专业 的诗歌研究者置中国的诗歌手何地？再从学术荣誉的角度讲，你置北大这名牌大学的教 授、博导的荣誉于何地？从做人的角度看，你这把岁数了，风风雨雨也经了不少，你又 置自己的尊严于何地呢？看了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为诗歌理论权威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了。不是什么美学标准、知识标准。学术标准，而是人的地位标准。 权力标准。知名度标准。像许子东。谢冕都是学院派，他们的这种对权力的谄媚是 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常态。学术变成了权术，权术的背后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 这样的学院派做的学问，怎么可能是学术，怎么可能取信于众呢？
第十八篇 文学史上谁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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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你粗一想中国文化灿烂呀、丰富呀、渊远流长呀，细一想都有谁呀，没谁呀。 就说现代文学吧。现代文学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学课堂中有定评的作家，也就是鲁迅说 得过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东西、二篇东西而已，后来的沈从文还可以。你说那个排序， 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人中只有鲁迅，后三个人中曹禺还可以，《雷雨》差点，《北 京人》和《原野》还确实是好。《原野》真让我受了一次阶级教育。我原来以为地主和 农民是对立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咱后来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时地主与农民们都是 干爹干妈的关系，这才是旧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点不错的东西， 五十年代就是瞎写了。他们的水准也没有超过一个普通的好作家。 一个作家要立个“腕儿”，总该有一二篇东西还行吧，其实写出那么一二篇好东西， 也不是特别难。就靠一二篇好东西就那么进入现代文学史了。其实现代文学史也不是个 东西，拉了不少闲人废人，却排挤了很多正经的作家，包括像张爱玲这样的人都没搁进 去。 老侠：现代文学史可以没有茅盾，不能没有张爱玲。 王朔：现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来。可我对这些史家谁也不信。我觉得他们都 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在修史。那个给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么让人信服？ 经常能听人说他最近写了一本文学史，虽然我没看过，但以往的读史经验。现在的环境 和气氛就让你不相信他能那么老老实实地写一回。他个人的成见肯定会搁在里头。 老侠：这么些年来，“史”这个东西，已经是意识形态的脚注，做史都成套路了。 在大学时，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无非是什么 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征三大块。现在重新修史，无非是换一种舶来的方法，什 么方法时髦，就用什么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头搞一遍。 王朔：是不是现在他们不好意思再用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方法来写史了？ 老侠：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文史哲，做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东西出来， 我们没有好的理论家和史学家。中国人的教育最要命的还不是大学，而是中。 小学，特别是文科的课本。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 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 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 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 创造力。现在的大学稍好一点儿，讲课的自由度大一点儿，学生选择的机会多一点儿。 高考制度已经把中小学生逼上了八股思维的唯一小径上，你不能旁观，更不能后退，除 了沿着这条狭窄的路走，四周全是悬崖。全是深渊。 “文革” 的那代孩子，好赖还停过课，儿童的天性还能舒展舒展，知青下乡还能跟锄头跟土 块子跟坑头踉牛猪狗……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现在的孩子，从入学开始，学的东西 好像与活的生命无关了，全是死的，从外面强加的。 王朔：照你这么说，唯一的出路，逃离死人的出路，就是不上学。 老侠：我在国外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关心活的东西，关心生命的跃动。 他也许没读多少书，但他每天无意识的视听感觉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对活的生命的敏 感和关心。这是种渗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念书无法培养的。我有一次陪一个 老外去看《焦裕禄》，她对中国电影感兴趣。其中有一场戏，她的反应既让我吃惊又特 别可爱。一个老头重病在床，他的儿子商量怎么办，结果决定去找焦书记。 这老外看到这腾地就站起来，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去 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这电影怎么会这么拍，连常识都没有。还有一场戏，焦的 老婆要买点肉，半路让焦给拉了回来，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不能吃 肉。回家后吃饭，焦的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 团团坐。那个老外看了说，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你焦书记想为人民想当清教徒 想做清官想成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权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 那场家庭戏吃饭戏，最后变成的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讲道理，国家和人民的大 道理。这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 妻子和孩子不是听丈夫、父亲的儿女情长，而是听县委书记的训话。 王朔：咱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父爱母爱家庭温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时候大人 们都忙着革命，我们无父无母的就好大了。 老侠：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大恶劣，没有盐，给你灌一肚子水，然后把你突然扔到 物欲横流之中，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 王朔：在红色沙漠中长大的人，逮着个什么比饿狼还要贪婪和凶狠。 老侠：再回过头来说现代文学。文学史上肯定的那些大师级人物，像茅盾、巴金、 郭沫若、冰心、丁玲等等，从语言的角度讲远不如肖红、张爱玲、沈从文地道。 特别像女作家中的冰心和丁玲，她们都是模仿西方开始，从行文到情绪，后来这种 模仿在四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小说中、在八十年代的刘索拉、徐星们，马原、余华们的小 说中一次次重复。 王朔：冰心的小说当时都什么人看，也是年轻人吗？ 老侠：冰心最初是以社会的“问题小说”的姿态出现的。 后来她受泰戈尔的影响，转向了《致小读者》。 王朔：现代文学这批人你觉得谁还能站得住？ 老侠：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之外，再没有大师了。有些人偶尔会有点东西，但整体 上真的没什么东西。 王朔：你觉得中国文学不成气的原因是什么？ 老侠：语言问题。“五四”时期是白话文的开创期，那时的人们不管写什么，只要 用白话文，都是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他们是幸运的，无所顾忌地创造，每一种试 验都有意义，哪怕是像钱玄同等人那种主张汉语拉丁化的试验也有意义。 草创过后，形成了几种语言模式，胡适代表了浅白平静的一路，他的语言风格写文 学作品不行，像打油诗，但对普及新观念功不可没。还有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张 扬的激烈的语言风格，后来的“太阳社”都是这类语言，比如像郭沫若的文学就是最典 型的。这种声嘶力竭死命张扬的语言在以后嫁接到革命口号的语言上，形成了刘白羽、 杨朔、魏巍式的大抒情语言，这种夸张的大抒情曾是新时期文学开创期的主旋律。再有 就是周作人等人继承明清小品文，古代山水游记、山水诗、宋词婉约派的美文式语言， 朱自清的散文，林语堂的随笔，“新月派”的东西，沈从文的小说都是这种路子的，这 种语言在本世纪后半叶几近灭绝，又在新时期文学中重新泛滥。还有一路人的语言是翻 译文体，像冰心、丁玲，四十年代上海的施存蜇、穆时英以及一大批作家。巴金、茅盾 这样的被奉为大师的人，根本就没有语言，从语言的角度讲，他们在文学上贡献寥寥， 他们的书的价值只能作为思想史资料社会学研究的素材用。肖红、张爱玲这两位女作家 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具有文学语言天赋的人，她们完全是用女人本身的东西写作，用 子宫中的语言。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有自己什么样的语言。张爱玲身上还有家族遗传 的痕迹，肖红则是无复依傍地写作，完全靠她自己的天才，她的语言也有些美文的滋味。 这些语言风格在后来的文人中都留下了痕迹，特别是那种张扬的语言。美文的语言。 翻译文体的语言。唯一不可模仿的是鲁迅的语言，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热又锋利又幽默 的语言。 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 唐代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李贺死得太早，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 有“诗以抒情” 的婉约请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贺的诗， 让人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感到地狱中的黑色毒汁。 王朔：他这种类型在中国诗人中好像很少。 老侠：对。这种诗人太少了。中国现代文人有些被传统的美文弄得不知所措。 你看过林语堂的东西吗？《吾国吾民》？ 王朔：那倒没看过。只看过他两个杂文集，全是随笔。 老侠：你对他的东西怎么感觉？ 王朔：原来我觉得鲁迅挺独特的，读完后我发觉他们有些腔调是共同的。林语堂好 像比鲁迅更“油”一点，但他有些东西也挺尖刻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比较 一致的。他们都觉得传统文化不叫东西，他没有鲁迅那么激烈，林语堂是绕着弯子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