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生活里有一种野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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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外国不这样。我原来以为美国这样，性关系上的无耻、随便，在我以前接受 的信息中，美国一定是世界之最。但我一到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就知道美国不这样，人 家很重感情、家庭。妓女行业也很规范。看来看去就咱这儿才这样，这是咱的特产、专 利，也就是咱们的集体无耻。为什么现在咱们可以集体不讲道德呢，因为咱们在过去为 了政治上的进步什么的，早就把道德的包袱放下了，早就抛开了良心啦、诚实啦，不是 说现在才这样。 老侠：生活好像已经把人性从根上拔掉了。所以在生活中，不论做了多么无耻的事， 在人性没有恢复之前，在新制度新规则没有逐步建立时，你就只能这么走，走向无耻， 在无耻中活着反而自由自在的。咱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没有对苦难的意识；咱们干 了太多的无耻，受了太多的耻辱，却没有耻辱意识。人性的麻木、灵魂的麻木，最后连 他妈的肉体也跟着麻木了，跟妓女上了床都找不到感觉了。 王朔：我发现这种东西也有减弱的迹象，起码就我接触过的我敢说这种东西在减弱。 三陪小姐这项娱乐已经不如前些年那么好玩和刺激了，不再有人把这当大事了。 老侠：经济上的富足究竟能把制度和道德推向哪儿？古代的中国人讲衣食足而知礼 仪，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但我在中国的史书中找不到多少真正知礼仪有恒心的人，特别 是那些富有的。掌权的、学问大的。比如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我从小就被教导说，白 居易是同情下层人们苦难的揭露统治者黑暗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他的《卖炭翁》啦、 《上阳白发人》为证。但他的私生活却极为荒淫、残忍。倒不是三妻四妾什么的，而是 他养雏妓，十四五岁就买来，都是处女，玩到十八九岁，二十岁就感觉这些女人老了， 他也玩腻了，就把这些老了的女人与他家要卖的马啦牲畜啦一起拉到市场上去卖，他的 生活那么富裕，但他对女人那么残忍，完全不把人当人。不光白居易，这也是当时有钱 人家的一种风气。据说与年龄小的处女性交对长寿有益。你说他关心下层人的苦难，我 才不信。他这么对待少女、年轻的女人，20岁左右就老了，跟老马什么的一起卖掉，这 叫关心人？人在他们的眼里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倒觉得，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财富、 不是一套规范人的礼仪，而是怎么样对待人，怎样把人当人，怎样尊重人。知道国家利 益。民族利益甚至全球利益对中国人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知道自己是人，自 己把自己当人待，同时也把别人当人待。西谚曰：你起而捍卫别人被非法剥夺的权利， 就是捍卫你自己的权利。比如，在美国，容忍了警察或政府对一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 就等于怂恿了权力对所有美国人的侵犯。 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强调让人先富起来，其他的改革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先富了起来，人家才能知道什么什么，做到什么什么的。过去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有 些相信的。就是说，以前一个混不吝的小流氓成了富有的个体户，他身穿名牌西服，脚 蹬意大利皮鞋，小头弄得光光滑滑，他就不再会随口骂人随地吐痰了。现在我越来越怀 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一旦富起来，他可以讲究些外在的礼貌，诸如不随地吐痰啦， 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身份，不配他那套名牌的行头，但他却能用手中的钱去做更大的 无耻。 壬朔：你说的更无耻是指什么？ 老侠：比如说去贿赂当官的，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事，至于交易中的欺骗就是小无 耻了。 王朔：我就觉得没有谁更无耻了。咱们最大的无耻早就干过了，在这之前只是不同 程度的收敛，不能说现在比过去无耻。经过文化大革命失败，咱把最无耻的事做过了。 现在，仅仅是富裕就能带来某种收敛，可能他的内心不会因有了钱变得道德了，反而他 可能在内心里变得更不道德，比如你讲的那些事。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有所收敛，他怕 嫖妓被逮住被曝光，逮住了要么破财要么被关上半年一载的。所以他表面上还要摆出有 钱人的外观，人五人六的。我觉得指望用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是很难的，只有个别优秀的 人才能有道德上的自律，道德是不能制度化的。一个优秀的国企头头可能廉洁自律，但 大多数头头们做不到，这就要拿制度化的强制来约束他们。我觉得制度化的强制约束不 能带进私人道德，只能在社会的最低舆论共识中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什么是 最低呢？比如说，这种道德不能要求人人都去舍己救人或帮助穷人，但这种道德知要求 人人不去整人害人坑人，不去伤害别人。你可以不给穷人捐钱，但你不可以从穷人那里 变着法弄钱。但是公共道德这事又挺危险的，稍微建立点儿公共道德又容易侵犯个人利 益，咱们这儿又有那么个不尊重个人利益的传统，一旦呼吁建立公共道德，负面影响可 能就会超过正面作用。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但说今天比过去无耻，我已经讲过我不这么看。 与最无耻的强迫性政治相比，这些小小的无耻它腐蚀别人，但不是直接地强迫别人， 特别是在性上，在中国文化里的强制传统，特别适应于那些卫道士们。 老侠：吸毒一旦上瘾就是终身的，无耻一旦上瘾也是终生的。要再建立起一种东西， 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性基础，而现在这基础没了，怎么建立？ 王朔：这点上我倒跟你没什么冲突。我也觉得没可能，建立集体胜的道德意识没可 能，甚至我刚才谈的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都难以建立。恐怕就得是制度性道德了，把约 束变成一种叶以对这些无耻之人公之于众的机制，让他彻底曝光，再没脸见人。罚款的 办法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但罚款是以无耻对无耻，谈不上是多有效的手段。在我看，罚 款是以权力无耻制裁道德无耻，前者比后者更无耻，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权力所为，是～ 种类似于掠夺胜的野蛮行为。罚一个不遵守通好道德令的人，在我看本质上与中国古代 因写了某个字犯了帝王的讳而被处刑或流放一样。 老侠：我觉得新加坡式的干净讲道德什么的，被国内某些人奉为榜样，美国的一个 年轻人因犯了点儿小错被处以鞭刑，它的这种道德秩序是靠强制性无耻建立起来的，只 有两个词“钱与暴力”。 王朔：我觉得新加坡那种接近于伊斯兰国家的道德至上的东西，它把这东西区域化， 把这个东西限制在一个范围内还可以。泛道德和泛政治一样可怕。假如说这是人性弱点 的一部分，你没法解决，我觉得光靠道德不行。因为道德也有道德过不去的地方，涉及 到人的根本弱点，我觉得只能尽量减少或缩到尽量小的范围，想从根本上解决，所谓再 造新人，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老侠：想再造新人的社会实验，其结果非但没造出新人，反而使人退化。 王朔：这么看，在性上也有这个问题。想从根本上杜绝性关系上的不道德，没有哪 个国家成功过。现在成功的例子就是把它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用规范的法律进行管理， 恐怕这也是人类无奈的选择，最终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在道德上起码要做到“不以为耻 可以，反以为荣就有点过分了。”能做到不以为荣就够了。 老侠：在墨尔本中国去的人也弄了不少妓院，把澳洲本地人的卖淫生意抢走了不少， 因为中国人的开价低。一个朋友曾带我去了一家上海人开的妓院，我是想看看是怎么回 事。让我特别吃惊的是，那家妓院老板的孩子就在里面玩，我问他怎么不给孩子找个保 姆？他说这里保姆太贵了，我说你这行不是挺挣钱吗？干吗要让孩子放学后到这种 环境中？ 这时他的老婆从里面出来，刚刚服侍了一个客人。他们一家三口全在妓院，人手不 够时，妻子也接客。真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王朔：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点钱。可有些人挣钱刹不住车，越挣越想挣，这个月挣 这么多，再干一个月就能翻一倍。 但有了钱之后，我不相信他的道德水准提高了，而是他顾虑多了，他觉得自己有了 点儿体面（不管这体面是真实的面子还是虚假的面子），行为多少有点节制。 你别说人的内心如何如何，他能有表面的节制已经够了。要是连这点节制都没有， 我想会更可怕。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这种道德要求是相当低调的。 老侠：世界上最无耻的残忍都是智力造成的，人可以用智慧去无耻。特别是在对待 同类上。动物之间的相互残杀，怎么可能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更残忍更无耻呢。两 只猫打了起来，如果其中一只觉得另一只极无耻极残忍，就一定会说，你他妈的“人类 不如”。这种无耻与残忍在“文革”中已达极端了。苏联的残忍要比中国式的残忍简单 得多，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就完了。中国式的则要先在人格上尊严上侮辱你、击垮你， 游街、戴高帽、挂破鞋。万人大会批斗，让你自己当众骂自己抽自己嘴巴，当众低头认 罪，这要比从肉体上消灭更残忍。 王朔：我觉得，我们现在道德上的这点无耻，旧中国肯定很普遍。很多人不喜欢这 东西，要改变它。所以中国模仿了苏联式的革命，苏维埃在当时提出“再造苏维埃新人” 的口号，而且相信只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才能塑造新人。他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性，这 种改造的出发点也许是基于理想的正义。但他们从高尚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搞起来， 最后制造的却是人间地狱和人性沦丧。今天已经没人再信那套了，低调了。回到一种基 本的道德标准：做人只要奉公守法也就可以了，其他的私生活完全是个人的事。 老侠：中国传统的以行政干预个人私生活的那套，还没有死，谈不上复燃，现在的 生活中还有大量的这种干预。你要整人的时候。治人的时候、约束人的时候、剥夺人的 时候，一定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就两眼放光，兴奋得摩拳擦掌。 王朔：它就会把道德呼吁很快转变成一种有效的行政监控和处罚，最后就是文化大 革命时的某些东西的迅速恢复。比如，“通好法”就要确认通好的发生，那就会溜墙根 儿。偷听、跟踪、小报告全出来了，居委会闲着没事的小脚侦缉队就有事可做了，或者 不经你允许就进了你的家，突然进行搜查，男人与女人的交往会回到草木皆兵的时代， 最后那就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没有了。而现在，刚开始有了一点点私人空间，大家能在一 起聊些个人的东西，个人也能保住不想让他人知道的隐私，有了个互相尊重，进屋要敲 门，旅馆里也不会突然有警察闯进来。如果用性混乱作借口，在维持道德秩序的借口下 恢复过去那一套，警察就会突然闯进来搜查，你还没法拒绝，没法保护自己。 老侠：现在它要想这么做也能做到。一旦他想这么做，它才不管你是旅馆还是大街 还是私人住宅。 王朔：所以咱们的生活中还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不是很理性或根本无理性的。 在有理性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再多的道德呼吁也不会怎么样。美国那儿有大量的 人在道德呼吁，但它的不可怕在哪儿呢？在于它有一种理性、制度化的理性制约着，任 何一种新的法律的成立，比如限制枪支呀，都要反复讨论多次，而且是就事论事，限定 在特定的范围内，不会对其他权利造成威胁和侵害。而咱们这地方野蛮的力量确实还存 在，你给它一个借口，他就会东山再起。我原来真以为是比较安全了，但是最近的一些 事……就让你感觉会随时再来，你要稍不留神给它个借口，或者它自己制造个借口， “咣当”一下，这种野蛮的力量就会动员起来，到那时，全瞎。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听它 驱使，多数人是抗不住的。对于它来说，不是在一个有限度的范围或理性的控制下进行， 它这个东西一来，在扫荡这个的同时会扫荡很多别的，大多数人只能顺从…… 老侠：它的确是这样。你刚才讲到的那种感觉无论你采取什么姿态，痞子姿态也好， 大众文化的“腕儿”也好，像现在这样向大众文化开战的姿态也好，都离不开这样一个 大背景。 没有安全感是全体的，每个人都没有，像“文革”时，刘少奇，国家主席又怎么样 呢？还不是说羞悔就羞悔，说赶下台就赶下台，说弄死就弄死了，他的命运并不比一个 普通的平民好，有时还要比平民惨，比如批斗会什么的…… 王朔：我不觉得刘少奇那么惨，更惨的最惨的还是平民们。刘少奇死得冤，总有平 反的一日，现在逢到什么日子还要有纪念活动，而平民呢，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默默无 闻。我当兵那会儿，刚十八岁，有一段时间在军医学院。有三个大池子，里面泡的全是 尸体，已经解剖了。我们站在边上，看见别人用钩子一会儿钩上来一个，一会儿钩上来 一个。钩一个，说这是个国民党特务；又钩一个，这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们钩上一个， 咱就帮着放在一边，一边钩一边介绍，这是谁谁谁，那是某某某，都是一块枪毙的。就 那么三个大池子泡着，每次做完手术吧，大伙都把这具尸体捞上来，套上手套，在他身 上练练手。那些尸体身上都缝满了针眼，泡了好几年了。那时我刚十八岁，没有太大的 感觉，但这件事他妈的过了十年之后…… 一想起来就觉得后脑勺发凉。那种东西一来，顶不住，真的顶不住。那大屁股多沉 啊，不坐在你头上，就是坐在你身边都挺可怕的。所以我只能这样尽量躲远点儿，这样 就使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停留在这儿，久而久之，我觉得就变得非常麻木了。
第十五篇 传统也可能是一种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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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你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比如孔子的《论语》怎么看？ 王朔：我还真没认真看过，就翻翻。 老侠：什么感觉？ 王朔：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格言集。你要是单个看，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处处 透着的都是道理，那道理似乎很成道理，确实很有道理。但坐下来想想，我就觉得中国 的事坏就坏在把每件事都指出道儿来，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叫对，怎么做才能八面方 圆。我觉得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被早早规定出了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 就可能造成了咱中国人很会做人，有一套做人的规律，这样就对你的人身非常有利。 老侠：这点儿小聪明祖上早就说透了。 王朔：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就无所谓做人凭不凭良心了，可能就凭着那规矩做人 了，那就看谁聪明谁不聪明了，这叫玩心眼，透着大智慧。凡事不能硬性来，融会变通 的。举一反三的，我觉得在中国做人要把这些东西吃透，融入血液中肾脏中，出血撒尿 都透着聪明，就可能处处做人都会非常圆满。 这样的人，当然没什么意思啦，光为了“对”而活着，而且要想处处事事时时都 “对”也挺累的。 老侠：我不知道这是做人还是不把自己当人。 王朔：后来我发现按照它那个道儿做呀，它的大部分是反人性的，你必须克制了以 后，按照它给出的范围，才能选择一个东西。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往往是和它那个 道儿相冲突的，要给自己造成害处。我做人的标准是只要不坑别人，不产生天大的害处 就由着性子来，有什么小的不适、小的冲突，对我都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孔子他那个 东西太油了。我当然也不太了解他是个什么经历了，他怎么、从哪儿学的这一套？不是 说咱们都是学他的吗？他是跟谁学的？能不能往上刨出根来，这人听说是私生子，按照 他自己的那个理儿，那套礼仪啦。标准啦，他家里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是他小时也像鲁 迅那样受过刺激？他当然可能一辈子不得志，有些事儿要不这么做就吃亏，自己没事就 瞎琢磨，怎么做人？悟出一些“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种讨大家好的话。我就觉得谁要 是把生活上的道理都讲了，谁就是个骗子。 老侠：能说明一切的道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凡无所不包的真理就是一无所 有的虚构。 王朔：《论语》中孔子说的那些话，都是学生问。当老师的大概都有这种心理，学 生一问，老师就得给你说出个道道来，可能……有些道理悬挂在嘴边说不出来，但有人 一问，能不能说出道道都要说出个道道。要是说不出来，让恭敬的求学者失望，更让自 己没了当老师的面子。有时我有这种感觉，别人问你，你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你是被提 问者逼着走，他一路问下来，你现想现说现说现想，朝着自圆其说那儿说着。孔子的那 些道理有些可能就是这么来的。他创建个“中庸”的理儿，我觉得是很合适他的，两头 都不走极端。两个极端是两种性情，能分出好赖来，是非分明，而你搁在中间，那就成 道理了。 老侠：中国人讲“中庸”，讲“既……又……”的句式，像刘再复的二重组合论害 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比如田壮壮拍的《大太监李莲英》，就是中了性格两重性理论 的毒。李莲英怎么写，应该写成中国奴才。太监的最高天才。慈德太后这个刁女人太难 伺候了，那么大的权力更使她变态，每天惊恐万状的。许多贴身太监都先后被她废了。 唯独李莲英留了下来，伺弄得老佛爷服服帖帖，把他当成唯一的心腹、知己，有什么苦 回到后宫与他诉诉。你说李莲英是不是奴才中的天才，奴才的极致？而壮壮的那个片子 把李莲英拍成个不忍之人，把珍妃投井后，还让他背过身，蹲下来，用手捂住脸，做痛 苦状，内疚样。屁！他决心把自己的那个玩意儿割了的那刻起，他进宫的第一天就要做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连自己的那个玩意儿都不要了，还在乎一个老佛爷恨之入骨的 妃子的生命？李莲英杀了多少人哪，宫廷斗争的残酷血腥他见多了，杀一个珍妃算什么。 他有怜悯之心？天大的玩笑！ 王朔：这么拍人家会说你对人性缺少深度把握，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了。 老侠：人喜欢极端的东西，实际上许多特别棒的文学作品都是极端，包括那些现代 派作品。从莎士比亚的膨胀到极端的麦克白的野心，到艾米莉《呼啸山庄》中的那种走 向极端的长着毒牙齿的爱与恨，还有加缪的那个“局外人”，一个极端冷漠的人，对母 亲的死无动于衷，对情人的爱可有可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热情，他误杀了人，不 要律师为他辩护，不要神父为他祈祷。就那么被判死刑，处决了。 加缪把他的冷漠或麻木推向极端。鲁迅的“阿Q”也是一种极端的性格。一旦达到 某一极端，反而有无限丰富，难以穷尽。 王朔：我觉得走极端挺难的，学孔子那套倒不难。但得为一个明确的目的学，比如 我为了做一官儿，或者当一个学术界的恐龙，或者我为了拍马屁，就学这个。 我没有目的，就不用学了，翻翻就完了。当然我准备老了看看他这个书。我现在是 觉得这书太有道理了我就不看了。怕被它人带着走，再找不回自己了。我相信天下没有 一个理儿能够说得天衣无缝，放之四海而皆准。物理学中好像还没有统一场论，现在还 没有统一吧……“老侠：没有。 王朔：爱因斯坦琢磨了半天没琢磨出来。我想这个……思想上也不该有什么统一场 论，但实际上有很多冒充是统一场论的东西，当它一出现，我就有种本能的反应：我这 人智商不高能力有限，所以我只能先拒绝。等岁数大了，我再好好看看。 我当然乐意认为这是我跟那帮学生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优越之处。他们上大学是 洗澡去了，是学人家去了。 老侠：那你接受知识的前提呢？好像岁数是前提，这有点儿怪诞。 王朔：我接受知识有一前提，我得能破了你这个，我没能力破了你，我就满足于知 道一个大概齐就完了，不细看那些东西。我觉得最不好的东西或者说知识，是那些要把 道理说在先的，比如一些流行的时文，像余秋雨呀、学院派的有些大文章呀、报上的那 些社论呀，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拿大话压人，其实越这样的东西越没道理。 老侠：生在这块土地上，也希望从自己传统的积累中找到可以使人活出尊严活得诚 实的资源来。为此，我多次重回故纸堆里，但一次比一次失望，弄到最后是绝望。现在 我信鲁迅对年轻人的劝告：少读以至不读中国书。 王朔：我看孔子……我是买的《四书五经》，黑皮的。我不大喜欢看那种书，它里 边加了很多注，把正文切割得一块一块的，每几个大一点儿的正文旁，都有密密麻麻的 注释，特累。看得晕头转向的。总的感觉，那里边道理十足，拉出来就跟你讲道理。我 在中学就学了一点儿文言文，看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 老侠：你说的对孔子的感觉，曾有过一篇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文章。两人都是与 人谈话，但方式完全不同。孔子是中国的先哲，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先哲，他俩讲过的 类似的话，只有关于“知与不知”的。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 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最高智慧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似乎在这点上两人一样。但在对别 人的态度上则不同。 王朔：我女儿也常说孔子的这句话，她们学校也教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知也。但这句话让我感觉，是因为弟子问他一问题，他答不上来了，又不能说自己不知 道，只能这么圆滑一下，是给自己打圆场的话。他的那些道理就是教人怎么打圆场的。 老侠：孔子与人谈话的方式是以老师自居，居高临下，别人以学生自居，谦卑仰视； 永远是别人提问，他解答；别人困惑，他明白；别人什么也不懂，他什么都懂；而苏格 拉底的方式恰恰相反，不管谈话的对手是什么人，他都是提问者，他知道人的智力的界 限，一直问到你理屈词穷，答不上来了，这就算完满了。至于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也 没有答案。他只想告诉你，人不能狂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最高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 而是意识到自己的有所不知。正是苏格拉底开始的这个传统，才会有哈耶克、波普尔等 现当代大师的认识论——相对于人类社会与宇宙，必须承认人的无知是绝对的，人的有 知是相对的，真理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社会必然是有缺陷的。而孔子开创的传统，却使 后来的读书人一代比一代狂妄，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以为自己 无所不知真理在握。 王朔：苏格拉底用这种追问的方法，是想把所有的道理观点都驳倒，哪怕是使用诡 辩呢？这也有点儿黑。 老侠：他不教给你道理，只让你自己在论辩的失败中悟出自己的知识的界限，这才 是大智慧。而孔子的“诲人不倦”则是小聪明，小聪明一定要卖弄，要以别人的导师自 居。与其说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如说他”诲人不倦“，不亦乐乎，且乐 此不疲。以至于使被诲者大为疲倦。中国人的那套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动不动自我标榜 伟大光荣正确，都是从孔子那学来的。 王朔：像我们在这儿这套就叫做“诲人不倦”。 老侠：当你知道了被海者疲倦了，你再不倦地诲下去，就有点儿不知趣了。 王朔：就是。他是从哪儿学的？他有没有老师呀，孔子？ 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跟那么多人行过，我也没见他拜谁为师呀。 老侠：庄子说他跟老子问过“道”，但考证起来，又无从证实。 王朔：那时有书吗？他们看什么呀，那些大竹简于搬来搬去的？他到哪儿去看呀？ 孔子除了《论语》还攒过其它书吗？ 老侠：据说他删改过《诗经》，经他一删改，只剩现今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 八成儿都被他那点儿道理给灭了。没有孔子，我们今天说不定还能多看到几首先秦的诗。 中国每朝每代编书，都要删改，最狠的是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被灭掉的遗产有多少， 现在的人也搞不清，反正数量不会小。据说孔子还编过《春秋》，鲁国的编年史。其实， 孔子删改前人典籍，与秦始皇焚书也没什么区别。被删掉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不就跟烧 了一样。被改过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观意志，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也少让今 天的人中毒。 王朔：那个时候的穷孩子怎么认字呀？这个字是谁教的？ 孔子家也不太富裕吧。谁教得他这么劲劲的，张口就是至理名言。 老侠：他的自我期许很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多狂呀，既随心所欲，又中规中矩，这只有神人的份了。 王朔：“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他说的吧。全是自我解嘲的话，有贼心没贼胆。 应该给他重新拿白话写一遍，重新造一下句。 老侠：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人格狂妄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不管你问什么，都难不倒我， 我都有一套说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界限。人稍出点名，就什么 都敢抢，文学评论家可以到音乐讨论会、绘画研讨会、经济讨论会上去。 还真就有人喜欢附庸风雅去请，他也不要脸地有请必侃。 壬朔：这叫通才，任什么也难不倒。 老侠：我在国外，曾问过他们这类问题。他们说，如果开有关物理学的讨论会，一 定要请杨振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一定能说出有见地的话。但要开经济学 或政治学讨论会，不可能想到去请杨振宁。而杨振宁到中国来，什么都请他讲，他也敢 讲。 王朔：也不光咱这儿吧。人一出名，张口就有格言。 老侠：有时看那些大人物的格言，看着看着就要背过气去。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与 罗素同为西方的大哲，维就只专注于哲学，纯粹极了。而罗素成了大哲后，就什么都想 插一杠子，什么都想评论一番。其实在哲学之外的领域，他也没说过几句语惊四座的话， 都挺一般的，但就因为他有名，就成了格言了。 王朔：像有朋友从大老远儿的来，不也高兴吗，说这类大白话，谁都能说出来，可 他一说就成了格言。 老侠：不光是格言，就是这些大白话，中国人就注释了几千年，中国的智慧就浪费 在这类迂腐的注释上了。我把这叫“注释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或学术痴呆。名人 的话就是格言或经典，什么领域都可以说三道四，放个屁都沉甸甸的。 王朔：咱要是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成 了师祖。现在就这么老师、师祖、师爷一大堆一溜顺地下去成了系统。 老侠：唐代的韩愈就排过“道统”，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排过，两人排的还不一样。 王朔：他其实光把这话琢磨透了，说明白了，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呀。那你说， 包括西方的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吧。比如说我写博士论文，一本著作也不引，没有注释， 全是自己的看法，这不行吧？不行。你得说清楚你的基础在哪儿，你研究的那东西以前 都有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我说我没基础，就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家坚决不答应。 老侠：也不尽然。尼采的书就很难用学术规范去衡量，但他的书又是西方的经典， 原创性的思想的出现往往无既定规范可循，它凭空而来，当时大都受到冷遇，有时甚至 在他孤独的背影儿近于消灭时，人们才能发现他。历史上有许多原创性大哲的命运，皆 是生前寂寞，身后荣耀。 王朔：我听说有个叫叔本华的与尼采是一条线上的，他俩之间应该有承续关系吧？ 老侠：有。但他俩有很大区别。叔本华的书在结构上完全按照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 体的划分，表象属于现象界，权力意志属于物自体。而尼采就不是，他的书没有体系， 著作中也找不到什么注释，他就是想出来就说了。类似格言体。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是一个神在山上醒来，一边向下走一边自言自语，最后提醒他的听众与读者， 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这些当回事，你们要从这阅读中发现你们自己。听了我的话，发现了 你自己，这就成了。尼采这人有时权不讲理，但他不讲理的话却说得极为精彩。他不是 说“上帝死了”吗？他怎么论证呢。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么 能忍受不成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这种突兀的力量，他几乎切断二 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像他说自己“为什么如此智慧”，一 般人会认为这是疯话。但尼采的独特就是相对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他是疯狂。沉醉 的生命之舞。像福柯这样的怪杰，他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就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 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太多的人受惠于尼采的天才。他也确实狂了点，在此之前，谁敢宣 称要抛弃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传统，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点儿。我觉得思想家与学者还是有区别的，思想家是创造，学者 是模仿。你提过，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让我看就有点儿没劲 了。咱这儿缺的就是思想家，学者却一堆一堆的，挤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饭碗了。 老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传统。神学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宫廷斗争中人 格猥琐，他写《新工具》时，却认为自己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把亚里士多德等人都骂 了一遍。他的书的扉页上印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帆。他以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开 人类的认识之谜。这种狂妄也表现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直到休谟的“怀疑主 义”，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击。休谟这人给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论》， 他说怀疑主义是致命的，是一种惶惑，一种疾患，永远不能根治。他怀疑笛卡尔的理性， 也怀疑培根的经验，他怀疑因果关系，也怀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后来给西方哲学的 狂妄以致命一击的康德，就是从休漠那儿学来了对知识上的狂妄的蔑视，从卢梭那儿学 来对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划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别人用自己的认识工具检验一切，康 德的牛逼在于：在你运用智慧和知识工具之前，首先要检查这智慧本身、这工具本身， 在运用之前你要明白它们的局限在哪儿。你这刀只能切到这儿，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断 了。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创造性的哲学，都绕不过康德。 王朔：听你这么说，我们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号称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 自己的理想是人类的归宿，或是最后的家。 老侠：康德之后，最早的狂妄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这人缺少起码的知识上的诚实 和道德上的责任感。他把普鲁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进化的顶峰，他自己的哲学又是普 鲁士精神的顶峰，所以他就是顶峰的顶峰，也像孔子那样“一览众山小”，狂妄必遭无 责。波普尔说：历史上那种审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义所许诺的绝对完美的人 间天堂，无一不走向它的反面，为人类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间地狱。 王朔：那我的拒绝理想、特别是那些一上来就拿大话压人的理想或道理，是歪打正 着了，愣是懵对了。这么一想，少读点儿书也不见得不好。只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耳闻 眼见，叫个人都能悟出这点儿理儿，都会对孔子那种全是道理的书反感。 我觉得，自己悟出的拒绝要比从书本学来的拒绝更地道也更朴实。 老侠：中国有的知识分子，永远没长进，总是找不准批判的对象，该反抗拒绝批判 的，他们有意无意地放过或回避，不该批判的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在这种错位的背后， 还是既得利益起作用。像梁晓声这类自称有良知的作家，隔着太平洋大老远地教训克林 顿，而对自己身边的无耻撒娇似地嗲几句，这多安全，多有道义感。 凡是安全的道义激愤，都是经过精打细算后的小聪明。我看张承志也属于此类。 新冒头的那本《一个也不放过》就更等而下之，找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歌星小主持人 小影星的小无耻灭一道，却放过了大明星的大无耻。 王朔：其实，梁晓声的教训克林顿也透着一种双重的撒娇，既向克林顿撒娇，也向 主流意识撒娇。他先说他怎么在老克的桃色绯闻中为老克起而辩护，然后才说到老克的 不仗义，拿哥们儿开练。好像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谏官们，先说如何忠于皇帝你，一 切都为皇帝你着想，批评你也是出于一片忠心。母亲打儿子仍然是母爱，忠臣批皇帝仍 是忠臣，我梁晓声教训你老克仍是那个在绯闻中为你仗义直言的梁晓声。反正我是你老 克的哥们儿，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多难得的仗义！
第十六篇 无聊的传统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