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谁造就了文化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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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现在有群生猛小生，冲著名人开刀，不光是给余秋雨、王蒙上课，讲台都搬 到像钱钟书这类德高望重、众口一词的大师门口。 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 这么媚俗。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 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 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大隐隐于市” 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种生存策 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 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 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 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 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而我 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呀。一个学人去这种学术圣殿，就像教徒走进教堂。 如果你还是个学者的话。而且他拒绝的理由是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 学是对牛弹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崇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个人要是圣贤，就什么 都行，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 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 王朔：这就有点儿过了。 老侠：钱的这种轻蔑，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 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 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 人，决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感觉到有一双 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诚实。 王朔：好像孔子也这么自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听说钱钟书真的有学问，会若干 种外语，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学贯中西。 老侠：钱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 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 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 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 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 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 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 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 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 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 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 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 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 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 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 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 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 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 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 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 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 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 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 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 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 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 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 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 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 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 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革” 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 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 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 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 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 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狠心狗肺。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 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 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决没有说的那么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红楼梦》，感觉上凡是有点 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红楼梦》，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 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到这种地步，是个东西经这么一夸也就不是 东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成了个垃圾桶。中国知识界的附庸风雅、攀附权贵在造就 一个个伪君子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个个垃圾桶。把人夸得不是人了，而中国又没有神， 你说他成了什么，垃圾桶。《红楼梦》并没有优秀到字字珠现的地步，曹雪芹就好卖弄 他的文采，动不动就开个诗社什么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没有几首能读的，占了 太多的篇幅。 壬朔：学术界的这种浮夸没有感情，没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风雅玩文字游戏，弄 到最后把人夸得一个个面目可惜。鲁迅，四九年后愣被捧成个神，一个大垃圾桶，什么 垃圾都往鲁迅身上堆，这么多年的鲁迅研究大都是垃圾。这固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 现在看，附庸风雅也难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这样与学问无关的人，对鲁迅的反感就 是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轻人都有与我类似的感觉。当年鲁迅说最恶莫过于“捧杀”， 他自己身后的命运正应了他当年的咒语。 老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遗忘被冷遇。林昭。 1954年入北大新闻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劳改。她是50多万的拒不认罪者，l960年 因参与所谓“反党反革命小集团”而入狱，1962年“取保候审”，同年12月再度入狱， 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她曾向北大校方发出质问： “当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 生，你们呢？”她还在临终前自信地写道：“揩吧！ 揩吧！这是血呢！”但她不知道，殉难者的血迹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国文化人的媚态打小儿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渊远流长，不光 是向权贵。向大众抛秋波，文化人之间彼此的互媚更情谊绵绵。波澜壮阔。 老侠：你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学者，或诗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 轻的，第一次见他，毕恭毕敬地敲开门，进去就是没头没脑没天没地的乱夸一通，那老 师一下就晕了，找不着北了。你刚才说鲁迅毁于他诅咒过的“捧杀”，改革开放前，鲁 迅这个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头。一改革开放，这桶中有点儿值钱的玩意了。易拉罐啦， 口香糖啦，没准还有个把冰箱彩电电脑之类的。穿不上裤子的时代用无私的心灵捧人， 小康的时代就用暴发户的挥霍捧人。 常从报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给冰心大姐的信，还有萧乾，那种相互的抚摸几近于宝哥 哥和林妹妹，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通信中有朴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写信问候只是为了见 诸于媒体，向社会炫耀些什么。在老一辈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讲起过早年清华园 的生活，那种透明、畅快、自由的呼吸，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他的父母在清 华教书，都是基督徒，从不干涉他的生活。还有李慎之老人，是现在还活着的世纪老人 中，难得的有良知者，从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真性情，还有种激情之思……要说冰心 和巴金之间的那种惺惜，还有点儿才女与才子之间士大夫的遗韵。到了刘心武、王蒙这 一代人，相互之间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名家论名家的书，一大批当红文人，你说我好，我说你 更好，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纪老人们自个儿的责任，很多关于“文化恐龙”们的吹捧 文章，都是家属们在背后指使的。写传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种把关有时比意识形态的 审查还要严厉和苛刻，还要只准赞美不许批评。 老侠：这种保护是一种利益关系。很多所谓的名人传记，严格地讲已经不是传了， 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家属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们家的“古董”写成什么样 子。 王朔：祖宗传下来了就这么一件值钱的“古董”。还有几道裂缝，一定要精心呵护， 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 不怕累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 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 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 灵魂——记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 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 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 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 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 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 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 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 大跃进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 这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最大的无耻。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 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 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 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 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 的自然哲学体系。而且黑格尔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识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这一假象上 升到辩证法。本体论的高度。这种理性的无耻也是黑格尔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原因。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 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 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 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 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 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 么的。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 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 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 革”时的写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 有任何坚守。 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 决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 位者。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 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 之相媲美的。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 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 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 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 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狼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 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 好。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 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第九篇 知识的诚实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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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学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理出个大概的头绪。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的”、“体制内的”两路， “体制内的”又分为“学院的”和“准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老侠：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回来就鲜花怒放， 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重放的鲜花》，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像刘宾雁。王蒙。 刘绍棠。 从维熙等等。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这之后，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 全国，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刘心武的 小说、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都以文字风行于世，又以权 力接近高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王若水、胡绩伟。 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级。 壬朔：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 者侠：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 壬朔：那学院派呢？ 老侠：学院派也分为几拨。像李泽厚、刘再复是一类，走的是哲学、美学、理论批 判的路数，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也成了准官僚。 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新时期十年讨论会”为高峰，那个会上，刘再复、李泽 厚被捧为“理论教皇”了，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党代会，以学习刘再复的人道主义文 学观为核心，分组座谈，是一次文艺理论界的“阅兵式”。后来让一匹黑马给搅了。 包遵信、金观涛等人走的是“丛书”启蒙的路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成了 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影响之大，记忆犹新。后来内部分裂了。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异化现象近观》和王小 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理论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强 烈的自由主义色彩。 王朔：在这些合法性的知识帮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间刊物。他们那批人 在文学上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老侠：是的。我们上大学时读《今天》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 新。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派”。民间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 响最大。《今天》之所以成为岭天》，不是由于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华，与外省 的青年人相比，他们“近水楼台”地接触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难接触到的内部发行的“黄 皮书”、“灰皮书”。一类是哲学的，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一类是文学的。 艺术的，如《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西线无战事》。还有一批西方的现代 派诗歌，如艾略特诗。还有东欧前苏联的一批“解冻”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 《新阶级》、《斯大林时代》。《人，岁月，生活》、《解冻》等等。特别遗憾的是，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时的内部读物，但哈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真正影响，从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这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解放”没有多少自由主义成 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 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 《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 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 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 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 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 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 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 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 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 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 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 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 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 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 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 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 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 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 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 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 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 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 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 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 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 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 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 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 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 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 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 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 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 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 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 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 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 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 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 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 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 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 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 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 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 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 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几个书商也赶上 了这个潮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 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 的颠覆性。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 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遗 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 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识权力。语言权力 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 机构啦、疯人院。医院、保育院。监狱。兵营、工厂，以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 学……），越到现当代，知识、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越间接、越暧昧，以至于知 识及其制度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的一大独立权力。而在中国，知识权力 一向跟政治权力联姻，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 王朔：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比如“四大发明”之类的。 老侠：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结构中，好的东西无 法升华、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 象，不仅有远洋的新大陆发现，还有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学，一套完整的现代观念和现代 科学。 王朔：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是由儒家思想来的，包括日本，余英时、 杜维明等人是“新儒家‘吗？ 老侠：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 制的自由主义化。香港的背后是英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自由 主义世界的观念、制度、技术、教育、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 赖于美援及美国的市场，日本二战后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美国人 给日本人写的宪法。整体的结构根本转变之后，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伦理才会发生积 极的作用。余英时、杜维明等人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学术训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用 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余英时论述中国佛、道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应用而已。不过是犄角旮旯东拼西凑地找些资料，论证明清两 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根本没有说服力。余英时无法用这种论述推翻中国古代没有 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再如杜维明，和李泽厚一起倡导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二十一世纪是 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抛开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究竟能不能保证一个学者的公正不谈， 我们想问，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维明，为什么不回到他怀恋的中国文化中来生 活？大陆不行，还有台湾和香港。 无论是海外的华裔学者，还是国内的学院派，他们的本土化、规范化用的全是西化 的方法与概念。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还奢谈什么本土化？！ 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维特根斯坦说，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 选择什么样的思维，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中国的传统中找不到我们走向现代自 由社会的理论支点，找不到方法，还有什么资格大谈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 朱苏力，这几年专门谈法治的本土化，说中国的乡村有习惯法，靠宗族的权威解决纠纷。 并抓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叫什么《山杠爷》的电影，来论证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法等于刑。没有立法精神的 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 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 逼到了“码字”上。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 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 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 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 么，他也不说话。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 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 对骂，没什么区别。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 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 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 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 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 的危害那么大。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 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 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诚实这种 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比如鲁迅，从几千 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就是大 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 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 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 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 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 的“身体政治学”。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 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潮头，硬 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 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 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 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 赚钱又赚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现在都做书了，与他们接触，觉得堕落 了，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堕落得真实。而那些学院派假 模假式的，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还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还要混 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开场合装装孙子，但朋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还是酒后吐真言的。 老侠：这是一种双重人格，像陈凯歌、樊纲、刘恒之类的“大腕儿”，一面对中央 电视台的采访，就会像背报纸一样慷慨陈词，而与朋友吃饭聊天也会骂这骂那，这是中 国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开的利益，又在私下里，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让人 觉得他们还良知未混。这是一种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国人常说老外特傻，其实决不 是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一种做人的单纯、诚实，“NO”就是“No”，“YeS”就是 “YeS”。要说小心眼、小计谋。小陷阱，谁能玩过中国人呀。 如果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们别的不行，说谎和狡猾肯定能有一 号。 所以说，中国的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知识上的诚实的背后是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敬畏和谦卑。 他们动不动就讲大众的无知。愚昧。麻木。这类知识分子，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 的无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知识的无知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 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诚实。但一旦在做人上无知了，就会利用知识去无 耻，去瞒天过海，这个境界的顶点就是狂妄。北大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居然说中国 的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纪是中 国人的世纪的潮流。心中无一丝敬畏，只有利益与时尚，除了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外，什 么都敢干，灵魂的无知，是最大的盲点。 王朔：知识界的这种无知也有点儿近似于我写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 谁！” 老侠：你的流氓起码还有“咱也是个俗人”的自我认识，而他们却把自己当作精神 贵族来自我欣赏、自我怜爱。学院派啦、王蒙啦，说你“拒绝崇高”，让人觉得可笑。 我们何尝有过崇高？连诚实这种最起码的做人底线都没有，谈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吗？村 姑谈论贵妇人还有人性的根据，骗子谈论诚实或人格的高贵，就什么也没有了。
第十篇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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