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政策的唯一理性基础一样无知。学问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答案”当
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问题是要发现决策者愿意
介入这种复杂的学习活动。决策生来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活动，因为
它是负荷价值的工作。即使科学中的真理判定，也是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喜欢承认的
一种社会性活动，因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有说服力的实验进行之前，对已
经掌握的知识的评估是通过听取科学界的智慧（或者是科学精美的偏见）来行事的，
从而以较少含糊的语言来表达相关的知识。这种社会性活动指导着科学家下一步做
什么，包括什么样的实验可以同意（意味着提供资助）去进行。谁含意见一致者
即使某些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喜欢指出，逻辑上，科学与任何其他有政治权力、
主张和价值侵入其内的活动同样是非理性的，但我确实相信，大多数科学活动的确
是在自觉地减少明显非科学的行为（对好支持者的国会政治分肥行为是这类事情的
典型人实际上，尽管不像其实践者喜欢声称的那样客观和中立，科学是用它的客观
工具即科学方法来检验和再检验它的现有观点（也称为理论或假说）。但有时科学
的成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由于决策部门通过新闻界而获得信息，科学就会
成为一个庞大的（有时不那么大的）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同意要寻找意见一致，但仍有可信性的问题：如何界定科学界的成员，
从而听取他们的智慧，将他们的观点作为条目纳入对最新科学的集体性描述，然后
用于政治目的？例如选择二氧化碳税的大小，增加公众购买土地用作野生动物保护
区和它们之间的通道以防止快速的气候变化。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专家有资格在这
个科学一致性的选举中投票呢？在这里某些掌握政治或经济利益的人，有许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