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估计造成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如果衣阿华的农民因为气候变暖减少谷物产量而
损失10亿元，而明尼苏达农民因为延长了的季节同时获得10亿元，那么美国经济财
富的净变化是零。我怀疑这种情况没有政治色彩，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对平等问题的
考虑要求赢家对输家进行补偿。这个纯粹“重新分配成本”的问题是困难的，现在
已成为气候影响评估争论的一部分，但在政治领域肯定会得到关注。在这一点上，
耶鲁大学的森林经济学家罗布·门德尔松（RObMendelsohn） 已经运用所谓“享乐
主义（hedonic）”方法估计了典型的全球变暖方案在美国的成本与收益（影响）。
简单地说，这种方法不是要清楚地说明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过程是怎样决定农
业和林业的利益的，而只是把温暖的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寒冷的东北地区作比
较。这提供了温度变化怎样影响不同经济地带的一个事例。这个方法是有争论的，
因为自然科学家并不认为北部气候和南部气候的日常差异能够作为随时间演化，或
瞬时变化的温度和其他变量的信号，因此说不上有惊奇之处。实质上，这些方法是
要假定一个地方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为同时态的跨空间变化所完全替代。但是这里的
问题不是要反对这个结论，仅仅是就此讨论赢家和输家的问题。门德尔松利用这个
方法的主要发现是，气候变热将使得原来热的地方变穷，而现在冷的地方变富。像
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将是赢家，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将是输家——一种为90年前耶鲁
大学的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所信奉的“新气候决定论”。
门德尔松明智地承认，即使他的结论是具有强大经济的富国和气候较冷的国家在经
济上比穷国（大都处于热带地区）获利更多，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方案，特别
是由于富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是穷国公民的10倍甚至更多。然而，气候资源的国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