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基于西方的经验还初步认为10年到20年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
增长，他们会比处于发展进程早期的现在，更多地转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因
此他们在经济上将是有成本效益的。由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确定的，因此这是一
个综合评估专家可以（利用反映不同政策与实践方案提供的机会）为决策过程作出
贡献的领域。通过显示不同的政策对影响能源强度方案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最终可
以结合各种发展政策指出，二氧化碳和氧化硫的排放量问题，将对潜在的气候变化
和不利于健康的空气污染具有的非常不同的影响。
还可以对有关人口、财富、技术的选择性方案的意义进行评估，即所谓“敏感
性分析”。这种政策分析是综合评估工具的优点之一，也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什么
要将它作为一种理性主义者方式接受，试图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许多非常不同的部
分综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原因。能源本身并不是全球气候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
二氧化碳排放。如果生物量、太阳能或者核能是主要的能源供给，那么每单位二氧
化碳排放的量，就会远远小于用煤或石油或者以煤中的碳为基础的合成燃料来作为
社会能量供给的排放。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用天然气，因为它的污染远远
少于燃烧其他的矿物燃料。因此，在我们计算人口、财富、技术引起的二氧化碳排
放的方程式中，需要一个附加的因素，这个附加因素就是所谓二氧化碳强度，即每
单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就是敏感性分析可以根据以天然气，而不是以
煤为基础的未来经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积聚效应，来进行综合评估的另一个例子。
（这也许可以使CO。减少一半以上。）专家的推测
以为现有的任何一位分析家能够确信将来一定会出现何种特定的方案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