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相信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你就必须在商务成本中至少包
括那些在标准帐目外属于社会成本的东西。这不单单是一个发现合理的外部成本的
技术性问题。经济学家所称的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
问题。例如，当我们知道污染引起公共财富的下降，但提高能源价格会暂时损坏经
济，特别是使穷人受损，造成效率与公平、环境保护对立时，我们怎样才能妥善处
理能源的价格呢？另外一个文化障碍是，单个人的决策影响着全球“财富”，但却
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整个地球环境——所谓的公共财富。眼下，除非有有效的规则或
付费制度，否则就只能用道德说服去引导个人减少他们对公共财富的冲击。差不多
所有当代经济学家都承认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市场失效。这个问题已经使得一部分
经济学家（还有自然科学家）创造了一个“生态经济学”的领域。
让我们回到有效的最优化政策这个论题，怎样才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最优化呢？
研究全球变化的科学家使用一种叫做“综合评估”的模型，试图把经济学和生态学
并入到成本一收益理论框架之中。某些像成本一收益分析这类分析性方法的提倡者
一再坚持，对真实世界的决策应该服从由这些理性工具得出的解答，任何别的什么
工具都较少客观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不管这种信念是怎样诚挚，却不是一种科学的
陈述，而是一种文化的病好或偏见。我不主张所有决策应该非理性或者无视这种分
析性方法的洞见。相反，我把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试图用来理解这种方法，
因为它们有助于告诉我们经济问题中，哪些方面可以用相应的货币单位进行测算。
要无视这些，确实是非理性的。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工具用于决策过程缺乏了解，
是对（政治上）有效地起作用的民主体制的真正威胁。但是，某种有关市场效率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