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订定本办
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
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
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伸。例如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出
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
“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
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
问题竞与戒严有关，戒严竞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
法规标准法”第五条：“左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
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
事，既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
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
法”，乃是命令，当然违背宪法。如今在这命令肆虐几十年后，在解严时期，身为司法体系
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者，还不能认清这一所谓管制
办法的无法无天，反倒靠它来做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依据，这种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
了！
最高法院法官闹完笑话后，案子又回到台中高分院由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接
手，新笑话又来了。判决书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被上
诉人（张桂贞）就此即未能举证以实其说，则其所为此点主张，自无足采。”但是，按照常
识、按照经验法则，一个人置财产、买东西，难道一出国就办不到了吗？她托亲友代办，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