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赋完全用的是白描的写实手法，但由于作者怀着强烈的爱民思想，对旱灾的后果和农民的心境作了深刻细致的描写，因而能够引起人们对农民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司马迁在评论屈原创作《离骚》的态度时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吏记·屈原列传》）实际上是认为屈原的作品是怨而不怒。其实，屈原不但是怨，而且也是怒的。其怨其怒既及于"党人"，又直接"责数怀王"（班固《离骚序》语）。《离骚》中"怨灵修之浩荡兮"和《惜往日》之"惜壅君之不识"，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贾谊继承了屈原的这种精神，他不仅敢于怨天、怨神，而且敢于怨君。《旱云赋》中所谓"痛皇天之靡惠"，就是怨天；所谓"啬夫何寡德矣"就是怨神，因为《古文苑》说"啬夫"是田畯之神。至于"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便是直接怨君了。贾谊的这种"怨君"思想不止表现在《旱云赋》中，在其他著作中也曾多次流露这种思想。这种怨之所以能够存在，一方面固然与汉初君主比较开明，能虚心纳谏分不开，另一方面与贾谊思想比较解放，敢于直言极谏也是分不开的。
贾谊的《惜誓》在艺术风格上，与《吊屈原赋》和《旱云赋》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后两者主要体现出一种鲜明的现实主义的风格的话，那么前者的浪漫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因此在风格上更加接近于屈原的《离骚》等篇章。其中讲的很多神话故事，也与《离骚》等篇章中的相同。姜亮夫先生说，屈原的艺术构思有一个公式："他的构思大体可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现实的愿望出发；其次是在现实中理想不得实现，于是便去远游，去追求；最后是又回到了故乡。"他认为"在贾谊的《惜誓》中有那么些地方是很清楚地说明着屈原艺术构思的要义的。"（《楚辞今绎讲录》第109、112 页）姜先生揭示的这个公式的确道出了屈原艺术构思的奥秘，观《离骚》、《远游》与《九章》中的《惜诵》，可以看出大体上是采取这样一种结构的。所以王夫之也说："《离骚》、《远游》与此章皆有归隐之说。"（《楚辞通释·惜诵》）再看贾谊的《惜誓》，也的确有这么个三阶段的公式。开篇："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返。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观江河之纤曲兮，临四海之沾濡。"这是从现实的愿望出发，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众山苍莽而无际，江河纤曲而日下，四海沾濡于垢浊，历览人间，不足淹留，思欲离之以高举。"（《楚辞通释·惜誓》）自"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至"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按王夫之的说法，是讲的"玄修之旨"、"游仙之事"，"与《远游》相仿"（同上）。远游之地为两处，一为登天，即所谓"攀北极"，一为昆仑，即所谓"休息乎昆仑之墟"。按姜亮夫先生的说法是："到天上去是不得已的，到昆仑山是怀念他自己的祖宗，并不是他真正上过昆仑山。他的理想是回到我的先人的兆域里边--因为昆仑山是我们楚国的发祥之地。表示了对国家的忠爱思想。"（《楚辞今绎讲录》第109 页）自"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至终篇，一方面反映了"贤者之逢乱世"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困惑，另方面则表现了贾谊对屈原处境的同情和替他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而作的设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贾谊对屈原艺术构思的"要义"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而贯穿这三个阶段描写中的一根主线，便是屈原的忠爱思想。可见，贾谊对屈原是知之甚深的，而并不象王夫之所说的"知屈子则未也"（《楚辞通释·惜誓》）。
（二）贾谊的文赋
贾谊的《鵩鸟赋》是其唯一的文赋。文赋一般为对话体，有铺张的描述，而且有韵。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即以叙述客人与主人的对话来开头，极力描写声音形貌来显示文彩，正是讲的文赋。在《楚辞》的《卜居》、《渔父》中，己有对话体裁出现。宋玉在他的《风赋》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体裁。荀子则用这种体裁在他的《赋》篇中宣传其哲学道理，因而开以赋说理之先河。贾谊的《鵩鸟赋》就其说理而言是承荀子之遗风，就其状物的形象和生动来说是继屈原和宋玉的余绪，因此其艺术成就在荀子《赋》篇之上。这篇赋的语言特点是以四言句式为主，因此从体制上讲虽属文体赋，但从其语言上看也有诗体赋的某些特色。善于用生动的比譬和历史典故说明哲学道理，这是此赋的主要特点。例如，它用"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说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的道理。又如他以"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形象他说明了物质自己运动的道理；以"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说明运动发展的趋势。
（三）贾赋的历史地位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是"拓字于《楚辞》"，"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这段话大体上概括了汉代赋的历史发展面貌。据《汉书·艺文志》，秦时有杂赋九篇，陆贾赋三篇，今均已不存。因此在赋的发展史上，从秦代到西汉之间，只剩下贾谊这个过渡环节了。就现存贾谊赋来说，也的确具有过渡环节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贾谊赋的体制虽全，但多为骚体赋，且以抒写情志为主，这说明他主要还是在继承着屈原的《离骚》的传统。另一方面贾谊的文赋以及《旱云赋》的某些章节，继承了宋玉描写事物的传统，开汉代文赋的先河。自他以后，经过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的发展，文赋便成为汉赋的主流。这类赋的特点就是"极声貌以穷文"，即重文彩的华美艳丽，而不重思想内容。如果说在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中还有少量的讽谏内容，即所谓"劝百而讽一"的话，那么其末流则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文心雕龙·诠赋》）。《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先秦至汉代赋的两种不同趋向时说过："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
三 文为后世楷模
贾谊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说理文，主要阐发有关哲学和政治的一些基本理论。《新书》中题下标有"连语"和"杂事"字样的文章，大体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文章基本上是沿袭先秦诸子说理文的手法，没有多少自己的特色。但其中所叙述的某些历史故事往往十分生动。一类是政论文。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作者自己的政见。《新书》中题下标有"事势"字样的文章大体上属于这一类。这些文章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奏疏的片断。例如《汉书》本传中所载的《治安策》，就是班固利用这些材料剪裁而成的。它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此外，象《论积贮疏》、《请封建子弟疏》等等，都属此类。一类是史论，即《过秦》上、中、下三篇。这类文章性质虽与政论文相近，但它主要不是就现实问题而是就某一历史问题立论，所以就其侧重点来说还是有区别的。且自从贾谊开创了这一文体之后，后代仿效者不乏其人，后来史论便从政论文的附庸蔚成大国。因此贾谊的首创之功是不容淹没的。
（一）思想特色
贾谊文章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的感情十分真挚。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指出，西汉朝廷自汉高帝战胜项羽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力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也或明或暗地在发展之中，并严重地威胁着中央政府的统治。对此，贾谊以他敏锐的政治家眼光，洞察人微的分析能力，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了深入考察，并且以极其沉痛而尖锐的语言描绘出来。例如《治安策》起首一段：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这段一开头就指出事态的严重性，须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几句话就把作者忧国忧民之心和盘托了出来，同时也给读者以极大的震动。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事态发展的危急，而且还在于人们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缺乏认识。"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大家都在粉饰太平，我却以为大缪不然，正是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况，使贾谊更加感到忧虑。所以他要大喝一声："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为了拯救这种危急的形势，他要向皇帝"陈治安之策"了。
短短的两百多字，便把贾谊对时局的忧虑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贾谊忧虑时局的沉痛心情不仅表现在前面所引的这段话中，而且浸透了整篇《治安策》。他用反复嗟叹的笔调，着力刻画当时中央政府面临的种种具体的社会矛盾。例如，当他说到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给中央政权造成的威胁时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铜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在谈到匈奴侵掠之危害时，他说：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但）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日"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在这两段话中，贾谊都是用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反复他说明中央政权处境的险恶，从而使他的忧虑之情更加充分地渲泄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的结尾一是以"可痛哭者，此病是也"，一是以"可为流涕者此也"，这样既更进一步渲染了自己的感情，也使它们与《治安策》第一段所说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等前后呼应。这里，"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可为流涕者此也"，是为点明前面所说的"可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古人称之为"缴回语"。王夫之说："贾生《治安策》偶用缴回语，亦缘'痛哭'、'流涕'、'长太息'说得骇人，故须申明以见其实然耳。"（《夕堂永日绪论·外篇十二》）这说明，在《治安策》的开头，贾谊说的"痛哭"、"流涕"、"长太息"等字眼，虽然"骇人"，但由于他在后文中对有关事实作了充分的论证，因而就表明他的那些尖锐的字眼决不是虚声吓人，而是以确凿的事实作根据的。
正是由于贾谊优国之心深沉，又能准确地抓住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以他的批评往往也就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的。这种直言不讳的作风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不回避矛盾，敢于揭露问题的实质。例如《治安策》中所揭示的同姓诸侯王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匈奴与汉帝国的矛盾、破坏礼制与维护礼制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当时社会中存在着的一些最尖锐的矛盾。从站在维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立场来看，这些现象也的确如贾谊所说，是"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钝刀子割肉是割不出血来的。贾谊如果不用这种尖锐的言词，也是打不动统治者的心的。其二，是敢于直斥最高统治者的"无为"，实际上是回避矛盾，纵容恶势力的发展。例如贾谊在谈到文帝不愿及时削藩，让诸侯王任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时指出："既已令之为藩臣矣，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砒莫邪而予邪子？"（《藩伤》）贾谊认为这种"力当能为而不为"（《权重》）的作法，"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藩伤》），因此是"不知且不仁"（《权重》）的。其三，反复用亡秦的经验教训，告诫统治者要因时变法。贾谊在谈到及时削藩的重要性时说："黄帝曰：'日中必， 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弗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宗首》）"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权重》）宋人真德秀在评论贾谊《治安策》中"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一语时说："汉去古未远，故人臣言事无所忌讳如此。"（《古文辞类纂评注》）普国藩在评论该策中"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一语时说："此疏陈于文帝时，便谓文帝死后，庙号应称太宗，足见当时风俗近古。"（《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 年版，第484 页）贾谊这样直言不讳地谈论帝王生死和国家在亡，固然与"汉去古未远"或"当时风俗近古"不无关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贾谊有敢于直言极谏的大无畏精神。
曾国藩说："古今奏议推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人为超前绝后。余谓长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义理，文忠明于人情。"（同上，第520 页）曾氏对陆蛰和苏轼奏疏的评论是否恰当此处不加评说，但我觉得他对贾谊奏疏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贾谊在他的一系列奏疏中所谈论的一个最中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汉王朝的政权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汉代统治者来说，的确是一个生死攸关、利害切身的头等重大的问题。贾谊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矛盾的发展将直接危及汉王朝的地位，而一些权臣面对这些矛盾却视而不见，所以他才更加感到忧虑。为了维护汉代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贾谊只有采取直言不讳，痛陈利害的办法，才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警觉和重视。宋人张拭在比较贾谊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贾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则知学者也。治安之策，可谓通达当世之务，然未免乎有激发暴露之气，其才则然也。天人之对，虽若缓而不切，然反复诵味，渊源纯粹。??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听仲舒之言，则天下蒙其福矣，孰谓缓而不切邪？"（《张南轩先生文集》卷五）张拭的这段话虽然具有浓厚的理学家的气息，但却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所谓"通达当世之务"，正好说明贾谊善于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这与曾国藩说的"明于利害"是一致的。其二，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虽若缓而不切"是针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多欲之心"而采取的一种文风的话，那么贾谊的"激发暴露之气"则除了激于忧愤之情以外，也是针对文帝"其治尚清静无为"的。因此尽管贾谊的文章言词尖锐激烈，即有"激发暴露之气"，但由于他善于晓之以利害，所以他最终还是感动了皇帝。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提出的很多政治主张在不同程度上被西汉朝廷采纳和实施，便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