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七年（前200），匈奴攻韩王信于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之白登七天。只因高帝贿赂单于阏氏，才得脱围。事后，使刘敬结和亲之约。高帝十二年（前195）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吕后时期，冒顿浸骄，曾使使遗吕后书，辞语亵渎："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书·匈奴列传》）吕后接书后，十分生气，要出兵击匈奴。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史记·匈奴列传》）吕后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给冒顿回信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汉书·匈奴列传》）这已经是低三下四的哀求了！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权的衰弱。
文帝时期，淮角王谋反，也曾与开章"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文帝遣宗室女公主为老上稽粥单于阏氏时，使宦者中行说傅公主，中行说降单于，"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史记·匈奴列传》）这时文帝为形势所迫，只好按高帝、吕后时的既定方针，"与匈奴约为兄弟"，实行和亲政策。所以在贾谊逝世以前（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匈奴和汉朝中央政府之间虽也发生过一些小矛盾，但大体上还算相安无事。但在贾谊死后第三年，即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单于十四万骑人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人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同上）这就是说，匈奴的前头部队已到达离长安只有三百里的甘泉宫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贾谊生前，汉初社会的两大社会矛盾虽然尚未激化到即将公开破裂的程度，但却在酝酿并渐趋于激化的过程之中。贾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洞察这些矛盾的发展趋势，并且大声疾呼：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数宁》）
贾谊的这种呼声，真可谓"众人皆睡我独醒"。正是基于对矛盾和形势的这种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二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一）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制
面对同姓诸侯王的骄恣和叛乱，贾谊十分忧虑，认为是值得"痛哭"的一个危险事态。他把中央政权比作"本"，把诸侯王比作"末"，认为让诸侯王的权势任意扩大，是一种"轻本而重未"的作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尾大不掉，未大必折"的局面。贾谊在当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分封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秦王朝的批评中看出。他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属远》）在《过秦中》一文中，贾谊又把秦二世不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这种分析，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来看，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却有其认识上的原因，这就是如王夫之所说："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而怨秦之孤，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读通鉴论》卷二）贾谊虽然不反对分封制，但他却从汉初几十年分封制的实践中看出，如果不从制度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诸侯王加以限制；那么他们的势力就会更加膨胀，"本细末大"的状况也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他沉痛地向文帝进谏：天下之势方病大痉。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搞，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铜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治安策》）
当然，也许贾谊把当时的形势说得过于严重了一点，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国之王幼在怀袄，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住，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耶！此时而乃欲为治安，虽尧、舜不能。臣故曰，时且过矣，上弗早图，疑且岁间（俞樾《诸子平议》谓"间"当"闻"）所不欲焉。"（《宗首》）也就是说，贾谊之所以反复强调本细末大的危险性，是希望能够引起最高统治者对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的重视，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呢？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所谓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已作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然而礼制是属于外在的。表面的东西，它们虽然可以从形式上对诸侯王予以限制，但毕竟无法从根本上制止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侯王在礼制上的潜越，正好反映了他们经济实力的强大。而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在封建社会又是与诸侯王国土面积的辽阔分不开的。对此，贾谊是有着深刻认识的。所以，他除了强调定礼制之外，更突出地强调"定地制"。贾谊从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覆灭，得出一条经验教训："大抵强者先反。"他说："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囊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欲诸侯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勿令葅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绛、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强》）贾谊这里讲的"强"固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但土地和人口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户，战功又不如韩信、彭越、黥布等人显赫，所以不敢怀异心。当然，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谋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诸侯王本人的野心，也有中央政府出于加强集权的原因，而采取的某些阴谋手段。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一些诸侯王国的强大，导致本细末粗，尾大不掉的局面，的确对中央政府形成一种巨大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以说是抓住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一个关键。
（二）定地制的思想实质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具体实施方案，就是"定地制"。他说：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五美》）对于贾谊这种"割地定制"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它贯穿着贾谊一贯主张的仁政思想。贾谊提出的"割地定制"，打的是"仁"、"义"的旗号：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土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启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效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地制一定，卧赤子在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五美》）
可是，贾谊的这些仁、义说教，一时还难以改变汉文帝的主意。因为当时文帝正信奉黄老之学，崇尚无为，加之人承帝统不久，基础不固，不敢过多地去触犯那些诸侯王。对此，贾谊是颇不以为然的。所以在《藩伤》一文中，贾谊批评这种"无为"实际上是"善低莫邪而予邪子"的自杀政策，"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他说：既已令之为藩臣矣，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砥莫邪而予邪子？自祸必矣。爱之故使饱梁肉之味，玩金石之声，臣民之众，土地之博，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然而，权力不足以侥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活大臣，全爱子，孰精于此。（《藩伤》）
这里，贾谊批评的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贾谊不仅主张"有为"，即坚定不移地进行"众建"，而且建议文帝抓紧时机，及早进行"众建"。
他甚至批评文帝优柔寡断是"不仁"：诸侯势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有仇微之怨，犹之无伤也。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偕冠，陛下且见之矣。岂不苦哉！力当能为而不为，畜乱宿祸，高拱而不忧，其纷也宜也，甚可谓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苟身常无意，但为祸未在所形也。乱媒日长，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宁制，可谓仁乎！（《权重》）
贾谊的批评，都落脚到一个"仁"字之上。因为所谓"力当能为而不为"，就是说主观上既有能力、客观上也有必要去干的事，却偏偏不去做，那岂不是"畜乱宿祸"、"故成六国之祸"吗？这种作法当然也是"不仁"的一种表现。
还必须指出，贾谊之所以把"割地定制"作为施"仁政"的一种方式，是与他继承了孟子"正经界"的思想分不开的。孟子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盂子·滕文公上》）本来，孟子讲的"正经界"是指土地制度，即认为只有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才能制止暴君污吏在经济上的侵夺和扩张。可是贾谊却将孟子的思想推而广之，把"割地定制"也称为"正经界"。他说："天子诸侯封畔之无经也，至无状也。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一通》）孟子之所以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是因为他看到了物质利益上的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孟子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但他主张用"井田制"的措施来达到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社会理想，却是违背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贾谊将孟子的这一思想用之于阻止汉代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一方面既具有儒家"仁政"的美名，另一方面又达到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实际目的。由于他的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尽管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某些曲折，但最后还是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必须指出，贾谊"割地定制"的主张外表虽然打的是儒家"仁政"的旗号，但骨子里实行的却包含着不少法家的思想。关于这一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早已指出。他说：谊之言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非先王故俭之也，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字不可扩也。且齐、鲁之封，征之《诗》与《春秋传》，皆逾五百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割诸侯王之地而众建之，富贵骄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于非辟，以易为褫爵。此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而相縻以术，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李斯？而秦，阳也；谊，阴也；而谊惨矣！汉之剖地以王诸侯，承三代之余，不容骤易。然而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灯余一焰，其势终穷，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即为汉谋，亦唯是巩固王室，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无事怵然以惊也。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庸人之情，不参古今之理势，而唯目前之骇，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言何容易哉！（《读通鉴论》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