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马克思曾经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又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411 页）。贾谊拥护的以等级制为主要内容的礼制，实际上也是一种专制主义，而巨是典型的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专制主义。因此，这种专制主义按其本质来说，也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这一点，特别是在秦代的统治者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对此贾谊也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批评秦王"仁心不施"，"以暴虐为天下始"（《过秦》）。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专制主义，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在当时来说又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因此摆在当时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便是：既要拥护和支持这种专制主义，又要设法避免或减轻其反人民性。这个任务的提出及其解决，实际上就是周初形成的民本思想在专制主义形成后还能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原因。由此可见，不仅贾谊的民本思想与他的等级思想并不矛盾，而是为其服务的，而且整个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并不与专制主义相矛盾，而是为其服务的。
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固然为儒家所倡导井系统地加以论述，但是主张民本思想者，又决不限于儒家。就以被儒家批判的法家来说，他们实际上是以民本主义来支持其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的。例如，商靴就认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为什么法也可以爱民呢？商鞅是这样解释的："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商君书·开塞》）尽管商鞅对义的解释与儒家是对立的，即通过什么统治方法来巩固专制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认为要坚持爱民、利民这个基本原则上。双方又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商鞅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这段话把民本思想的目的说得十分清楚，就是要"民死上"。先秦著名法家韩非也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韩非子·问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同上，《心度》）韩非认为，君主要做到"威强"，就必须注意利民，与百姓同善恶："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为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韩非子· 八奸》）可见韩非虽然主张专制主义，但也未尝不以民为本。所以张纯和王晓波说："法家认为专制之可以建立，除了法、势、术的运用外，在理论上还有官僚体制的建立和利民的民本主义。??民本主义虽非法家首创，但以民本主义支持专制理论则是法家的特色。"（《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41 页）其实，这种以民本主义支持专制主义的做法，从荀子以后，儒家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在孔孟那里，其政治理想是尧舜那样的开明君主制的话，那么到了荀子时代，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已经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荀子是拥护消灭分裂割据，实现统一的，他希望"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荀子的礼，维护的是以君主专制为中心的等级差别，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尽管荀子在统一的方法上过于强调"以德兼人"，而反对"以力兼人"，因而不受当时统治者的欢迎，但是他提倡的民本思想还是给他的学生韩非以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论述。在贾谊的时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已成为现实。为了巩固这一制度，他一方面极力强调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但这种礼正如张纯和王晓波所说，"已不再是先秦懦家分权的礼而是集权之势的礼了"（《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第281 页）。另一方面，他又鉴于法家严刑峻法的流弊，而极力宣传民本主义。如果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贾谊对民本思想本身内容的阐发，可以说是更多地继承了懦家，但是他把专制主义与民本思想相结合这种作法，则更多地是从法家那里学来的，而且这种结合比法家更为完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贾谊所宣传的等级制思想、他拥护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和他所提倡的民本主义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统一的。这种统一，既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就在于它适应了西汉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和统一的需要，一方面用"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阶级》）的礼治思想去加强汉王朝的专制主义统治，另一方面则用"失爱不仁，过爱不义"的民本思想去缓和等级之间的矛盾，使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具有一种比较温和的色彩。这一点，不仅对巩固西汉王朝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为后世统治者所取法，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经常鼓吹民本、爱民。故柳诒徵说："敬天爱民之义，为后世立国根本。虽有专制之君，暴虐之主，刚愎自用之大臣，间亦违反此信条，而自恣其私意。然大多数之人，诵习典、谟，认为立国唯一要义，反复引申，以制暴君污吏之毒焰。于是，柄政者，贤固益以自勉，不肖亦有所惩，即异族人主中国，亦不能不本斯义以临吾民。故制度可变，方法可变，而此立国之根本不可变。"（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54 年台北正中书局版，转引自《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第19 页）柳氏将爱民思想视为"后世立国根本"，固然有拔高之嫌，?
第五章 维护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贾谊根据汉初社会的两个突出的矛盾，即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匈奴与汉王朝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主要政治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这一章，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贾谊的这两个政治主张。透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贾谊的具体政治主张，同样是以仁为出发点，以礼和法相结合为其特点的。
一 汉初两个突出的社会矛盾
汉初社会有两个突出的社会矛盾：一个是中央政府与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与匈奴为代表的边境少数民族的矛盾。
（一）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扩展
我们知道，秦王朝统一中国，以郡县制取代商。周朝的封建领主制，是古代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此，王夫之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封建毁而选举行??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涉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于之利也，国柞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汁，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乎！"（《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这就是说，秦王朝的罢侯置守虽出于"私天下之心"，但这种一"罢"一"置"却实现了一种从封建制到郡县制转化的历史必然性。当然秦王朝的这种作法，在当时也并不是没有非议。据史载，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的颂辞说："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可是博士淳于越却反驳了这种观点："臣闻殷周之五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于是秦始皇便将淳于越的这番意见交群臣讨论。丞相李斯据理驳斥淳于越："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禁"，便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它在政治上的确是法家的一大胜利，儒家的一大失败，但却使郡县制在中国扎下了根。
可是，历史的发展总是走着曲折的道路，当秦王朝覆没之后，在楚汉战争期间，首先是项羽搞分封诸侯，接着是刘邦搞分封诸侯，从而导致了汉初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即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目前学术界虽然对项羽和刘邦搞分封的性质和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参见《秦汉史论丛》第一辑第83-108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但是有两个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其一，是在项羽未入关之前，原来的六国贵族利用农民起义之机，纷纷复国称王，项羽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对付秦王朝，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当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时，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齐王韩信徙为楚王，立彭越为梁王，故韩王信为韩王，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淮南王鲸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皆如故。正如翦伯赞所说："这种封拜，不过是对于同盟军的占领，予以承认而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汉史》第11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可见，不论是项羽或刘邦的分封，均有客观上无可奈何的原因。其二，从其主观愿望来说，不论项羽和刘邦均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已经过时，因而对分封制在不同程度上是持肯定态度的。项羽不用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据郦食其说："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贿即以分其土，与天下同其利。"（《史记.郦生列传》）显然，刘邦是企图以分封来标榜他"与天下同其利"的"仁"者的姿态。同时，在汉高帝五年（前202）击败项羽之后，诸侯及将相请尊汉王为皇帝时，这些人也是将"有功者辄裂地而封王侯"作为刘邦上尊号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说刘邦封异姓王是形势所迫的话，那么在他称帝第二年（前201）立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则是主动而自觉的。所以，《汉书·诸侯王表·序》说："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可见，汉初封异姓王如果说是迫于形势的话，那么封同姓王却是错误地总结了秦王朝失败的教训。因为所谓"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就是认为秦王朝失败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因而使天子孤立无辅。这一认识，反映了汉初统治者对郡县制取代封建制这一必然趋势，尚缺乏历史的自觉。
汉高帝大封同姓王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巩固中央政权，而不是削弱中央政权。所以他刑白马而盟日："非刘氏而于者，天下共击之。"（《汉书·王陵传》）高帝认为异姓诸侯王靠不住，所以在他逝世之前，将他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鲸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逐步加以消灭，只剩下一个吴姓长沙王。而另一方面，他却大封同姓。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高帝死时，同姓王已有九个："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余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我们知道，秦统一中国后，曾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经过秦未大乱，在汉代虽然有一些被秦征服后设了郡的少数民族地区又重新脱离中央政府的支配而独立活动，但秦代的版图基本上还是为汉王朝所继承下来了。可是由于分封制的实行，汉朝中央政府所直接管辖的地盘只有十五个郡，其他大多数郡则被划归诸侯王所管辖。这样，便造成了"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候王表·序》）的尾大不掉局面。因为诸侯王有了自己的地盘以后，便要增强自己的"势"，不仅发展经济势力，而且要扩展政治势力。所以尽管汉高帝封同姓王的本意是希望以此加强中央政权的辅翼，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历史事实表明，争权夺利这个人类最卑鄙的本性，往往是可以使人六亲不认；反目为仇的。如果说，在高帝时，由于高帝本人威望。同姓诸侯王大抵还年幼，加之异姓诸侯王还存在等原因，中央政权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还未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当高帝逝世。异姓诸侯王势力基本消灭以后，这个矛盾就逐渐暴露并愈演愈烈了。
文帝即位初年，全国的诸侯王有十多个，其中除长沙王吴右是异姓王之外，其余均为同姓王。在这些同姓王中，有些为文帝亲子，如太原王刘参、梁王刘胜、代王刘武；有些新继王位，如燕王刘嘉、楚王刘郢，他们还不足以为害。但有些王则或以老大自居，或以功臣自居，便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以齐悼惠王刘肥的几个儿子为例：刘襄当了齐哀王；刘章被吕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刘兴居封为东牟侯，此二人均宿卫长安。在诛诸吕的过程中，刘章有杀吕产之功，刘兴居有除宫之功。他们原以为汉家皇帝宝座非他们兄弟莫属，可是在诸大臣议立皇帝时，却以"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钩，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史记·吕太后本纪》）的理由给否定了。因此，刘襄兄弟的怨恨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文帝即位之后，为了安抚他们兄弟，便尽以高后时所割之城阳、琅琊、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琊王王燕，益封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各二千户。文帝二年，又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但这一切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政治野心。所以便发生了文帝三年的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幸好，在此以前刘襄、刘章己相继死去，不然的话，刘兴居的叛乱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平息下去的。
还有一个淮南王刘长，他是汉高帝的少子，文帝的同父异母弟。刘长恃亲骄恣，不仅无视中央政权，而且想取而代之。汉文帝六年刘长谋反。张苍等上书，要求将刘长如法"弃市"时，文帝却说："朕不忍致法于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刘长死后，还先后封其子为侯、为王。
再有一个吴王刘濞，他是高帝兄刘仲之子。文帝的堂兄。刘濞封吴王是在高帝十二年（前195），至文帝即位（前179）。他已经在吴国经营了十多年，"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见，其经济实力已相当强大。文帝即位之后，吴太子入见时，因与皇太子饮博，发生争执，吴太子被皇太子击杀，这一下便在文帝与吴王之间结下了私仇。于是"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开始，文帝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同上）从而使双方关系闹得十分紧张。后来文帝采取怀柔政策："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同上）这样虽然暂时缓和了中央政府与吴国的矛盾，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矛盾，所以后来在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中，吴王还是成了叛乱各国的盟主。以上情况，正如贾谊所说："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亲疏危乱》）"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权重》）贾谊的这种分析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叛乱被诛或放逐而死之后，只剩下吴王刘濞年纪最长，其他诸侯王俱年少，且继承王位均不久，其势力尚未发展到足以与中央政权公开对抗的程度。所以文帝时期在平定淮南王叛乱之后，尚能保持一段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
（二）汉初匈奴势力的扩张
除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外，汉初社会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矛盾，这便是汉帝国与边境少数民族匈奴之间的矛盾。匈奴，在先秦典籍中称山戎、猃狁、荤粥。他们居住在中国西北部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经常与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民族进行斗争。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都在其边境地区修筑长城。"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汉书·匈奴列传》云"将数十万之众"--引者）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史记·匈奴列传》）这个时期匈奴内部冒顿杀父自立。冒顿很有政治、军事头脑，极力扩充匈奴的势力。他不仅大破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而且利用秦灭、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疲于兵革的机会，"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同上）在西汉初期，不仅匈奴本身的强大严重威胁着帝国的安全，而且由于一些地方诸侯王及大臣与匈奴勾结，因而更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困境。而当时的中央政府，由于国力虚弱，也无力对匈奴采取决定性的强硬措施，于是只好采取怀柔政策。这样就必然不断受到匈奴的凌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