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批评贾谊时的儒家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因此他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全盘加以否定，这种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王夫之指出，贾谊这一主张是"阳予阴夺之术"，因而他和法家一样是主张"相縻以术"的，这一点却是道出了实情。因为尽管贾谊在《五美》一文中说，割地定制之后，"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但是这种"割地"的结果，必然是使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而中央政府的力量不断壮大。谓之"阳予阴夺"，不亦宜乎！然而，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这种"阳予阴夺"并不坏，它的确起到了巩固中央政权的作用。王夫之对贾谊的批评，更多地是一种道德评价。如果从当时现实情况的需要出发，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贾谊的这种"术"的。
贾谊"割地定制"主张中包含的法家思想，除了王夫之所指出的"阳予阴夺之术"以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法"。贾谊提出的"割地定制"中的"制"实际上是一种法制。就是说，要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从法制上加以明确。在《制不定》一文中，贾谊把诸侯王比作"髋髀之所"，把法制比作"斤斧"，说："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众理解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己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这里，贾谊把仁义与法制都看作人主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既反映了他的礼法结合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为了对付那些为非作歹的诸侯王，更着重地是要实施法制。
其二，是"势"。法、术、势相结合，这是先秦法家思想的特点。贾谊也吸收了这一思想特点。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割地定制"，就是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势。贾谊说："树国必审相疑之势"（《藩伤》）。就是说，天子封国建藩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让诸侯国的势力无限膨胀，以至达到"上下相疑"（同上）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心知必葅醢耳，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天下无可以侥幸之权，无起祸召乱之业。虽在细民，且知其安。"（《五美》）可是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本细末大"，即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而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因而造成一种"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的本末倒置的状况。对此，贾谊十分忧虑。所以他用楚灵王的教训警告汉文帝："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日：'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赋车各千乘焉，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于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是轻本而重末也。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叶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楚国云乱。王遂死于乾溪尹申亥之井。为计若此，岂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细末大，弛必至心。时乎！时乎！可痛惜者此也。"（《大都》）这个故事说明，楚灵王只顾眼前利益却不顾长远的危害，结果导致"尾大不掉"，臣主之间形成一种相疑之势，最后使自己遭至灭身之祸。正是鉴于这种教训，贾谊强调要审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他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做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起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日：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干里也。（《审微》）
所谓"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这句话具有唯物辩证的因素，因为它肯定了人性是可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既然如此，人们便可以经过人为的努力，制止那种不利于自己的客观趋势的发展。这样做既可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势），又削弱了对手的地位；同时还可以使最高统治者获得"仁"的美名：由于他削弱了诸侯王们的势，制止了他们的人性向"窥且望"的方向发展，因而能"活大臣，全爱子"。这就是贾谊"割地定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论基础。
（三）定地制主张的自相矛盾处
最后，必须指出，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并不彻底，也就是说，其主张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这种矛盾就表现在：一方面他认为"疏必危，亲必乱"（《亲疏危乱》），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依靠亲者；一方面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另一方面又主张给亲子"益壤"。
在《亲疏危乱》一文中，贾谊对汉文帝说，汉初刘邦封异姓诸侯王，"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这种"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的局面，如果换成汉文帝，"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当然，文帝可能会辩解说，这些异姓诸侯王与他的关系疏远，自然难以控制。对此，贾谊进一步指出，那么"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无恙，各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能为治乎？臣又窃知陛下之不能也。"贾谊这里举的一些同姓王均是汉文帝刘恒的亲属。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的长子，文帝的异母兄，卒于文帝元年（前179）。楚元王刘交，高帝弟，文帝的叔父，卒于文帝元年。赵王刘如意，高帝中子，文帝异母兄，惠帝元年（前194）被吕后酖死。幽王刘友原王淮阳，赵王如意死后徙赵，高帝子，文帝弟。吕后七年（前181）被幽死。共王刘灰，高帝子，文帝弟，原王梁，吕后七年赵王刘友死后，徙赵，同年自杀。燕灵王刘建，高帝子，文帝弟，卒于吕后七年。淮南厉王刘长，高帝子，文帝弟。以上七王，在文帝即位前死了四人，文帝即位当年又死了两人，文帝初年健在者只剩下一个淮南王刘长。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亲弟弟，居然在文帝六年（前174）谋反，废王之后，在谪蜀道中绝食而死。所以贾谊有理由说：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虽离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听！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乃启其口，匕首已陷于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诸侯，此所谓亲也者。（《亲疏危乱》）
贾谊所揭露的诸侯王的这些罪状，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例如，当淮南王叛乱被召至长安之后，丞相张苍，典客冯敬等就曾上书文帝，历数淮南王的罪状，其中有"淮南王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等等。可见，贾谊说那些同姓诸侯王"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大子自为者"，的确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然而，贾谊的这个认识并没有贯彻始终。这就表现在他一方面说"疏必危，亲必乱"，可是另一方面又建议文帝依靠自己的儿子，扩大其封地。文帝有四个儿子，文帝二年，立刘启为太子，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刘武为代王。文帝四年更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徙代王刘武为淮阳王。这三个诸侯王国，紧挨着中央政府所直辖的郡，将它们与其他较疏远的同姓诸侯王国隔离开来，所以贾谊说："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以代、淮阳耳。"（《益壤》）但是，"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岂足以为禁御哉？"而"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国耳。今淮阳之所有，适足以饵大国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国命子，适足以饵大国，岂可谓工哉？"（同上）贾谊讲的这些情况与当时这些诸侯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因为淮阳的确比吴、楚、齐、燕这些王国的面积为小，而代位于最北边，与匈奴接壤，自顾不暇。当时，困淮南王刘长谋反，其国正空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但其间隔着淮阳和长沙两王国。所以贾谊主张文帝将淮南之地分给几个亲子诸侯王，然后将他们的领地适当加以调整。他说：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苦之甚矣，??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陛下岂如早便其势，且令他人守郡，岂如今子。臣之愚计，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梁即有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无后患；代可徙而都睢阳，梁起新郑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今所恃者，代、淮阳二国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计，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则陛下高枕而卧，终无山东之忧矣。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益壤》）贾谊这种扩大文帝亲子诸侯国地盘的作法，对巩固文帝的政治地位肯定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但与他的"疏必危，亲必乱"、"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一贯主张却是明显相背驰的。对此，贾谊自己可能也有所意识，所以他说："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为不可，剽去不义诸侯，空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同上）显然，贾谊这种思想是对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观点的发挥。所谓"义"者，宜也。
在盂子和贾谊看来，只要符合形势的需要，观点自相矛盾也是可以的，仍不妨其为"大人"。可是，对贾谊的这种自相矛盾之说，王夫之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贾谊畏诸侯之祸，议益粱与淮阳二国之封，亘江、河之界，以制东方，何其言之自相背戾也！谊曰："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今高拱以成六国之势。"则其师秦之智以混一天下，不可掩矣。乃欲增益梁、淮阳而使横亘于江、河之间。今日之梁、淮阳，即他日之吴、楚也。吴、楚制而梁、淮阳益骄，而使横亘于江、河之间以塞汉东乡之户，孰能御之哉？己之昆弟，则亲之、信之；父之昆弟，则疑之、制之；逆于天理者，其报必速。吾之子孙，能弗以梁、淮阳为蜂虿而雠之乎？??封建之在汉初，灯炬之光欲灭，而姑一耀其焰。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谊操之已蹙，而所为谋者，抑不出封建之残局，特一异其迹以缓目前尔。由此言之，则谊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忧贻子孙也。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非仁智不足以与于斯，而谊何为焉！（《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说，贾谊的主张"不出封建之残局"，是符合事实的。如同我们前面所说，贾谊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分封制。王夫之指出贾谊之说"自相背戾"，也是有道理的，这种扩大亲子封地的做法，只不过是"以缓目前"，而"以忧贻子孙"。由此可见，贾谊"益壤"的主张，尽管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毕竟是一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主张。
三、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
（一）传统的夷夏之辨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的儒家的华夷之辨。这种观点认为，中原民族（古代称为"诸夏"或"华夏"）在文化上比四周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古代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混称"夷狄"或"戎狄"）要先进。这种先进，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原民族尊重传统的礼制，而少数民族则往往没有这些礼制。所以孔子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当时的"夷狄"虽然有君主之设，但却不遵守礼法，所以君臣上下的名分有也等于无；而"诸夏"则不然，由于它注重礼制，所以即使无君，等级秩序也照样存在。这种以是否有礼制来区分华、夷的做法。在汉代依然存在。我们且看当时汉使与中行说辩论的问题。如"匈奴俗贱老"，"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网庭之礼"（《史记·匈奴列传》）等，便都是属于礼的范畴。
既然中原民族的文化水准高于四境的少数民族，那么从逻辑上讲就应该是先进领导落后，而不是相反。因此，当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四境的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的情况时。那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贾谊认为，这时天子就要挺身而出，采取怀柔措施去争回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他针对"天子下临，人民悹之"的说法，反驳道："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慉渠颇率天子之民，以不听天子，则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下临人之民哉？"（《匈奴》）显然，贾谊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点，又反映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因此贾谊对西汉前期强大的匈奴屡侵边境，迫使堂堂的汉朝皇帝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史记·匈奴列传》）的状况十分不满。所以他在给文帝上书时，激愤地说：天下之势方倒县，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县之势也。天下倒县，莫之能解，扰为国有人乎？非特倒县而已也，又类，且病痒。夫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已上不轻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臣故曰"一方病矣"（《解县》）
这里，贾谊的首足、上下之分，显然和儒家传统的礼制观点分不开。但是，他所说的"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已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介胄而睡"，却是对当时官民、将士为抵抗匈奴入侵而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体现了贾谊对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
所以，贾谊对汉文帝对匈奴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十分不满。他说：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增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戒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势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