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据史书记载,董卓作乱时,献帝东迁途中,史书典籍"略无所遗","湮没不存"(《后汉书》的《蔡邕传》、《献帝纪》),因此有人认为《东观汉记》在这场浩劫中遭厄全亡。我们从傅玄的言论中可知,或许蔡邕撰集部分多失,而《东观汉记》总体上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傅玄于曹魏正始年问得以阅览全稿,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后来《隋书·经籍志》载录143 卷之数,也是真实情形。
(四)傅玄的史学观
傅玄不仅有关于对历史人物、前代典籍以及"三史"得夫成败方面的言论,而且他有撰写《魏书》的实践,从中可见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他认为,"良史"应该具有直笔的特点。他不满《汉书》、《东观汉记》的书法,就是因为其中曲笔大重,"拘时"陋习太浓,以致歪曲了历史真相,颠倒了忠好是非。他的这些看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首发之论。晋代张辅、刘宋时范晔、唐代刘知几等批评班固及其《汉书》之失的意见,实际上都没有超出傅玄议论的思想高度。而且他们并没有像傅玄那样,兼及《东观汉记》。如果说《汉书》还多少受到《史记》的影响,只是"续前史"而作出增删调整的话,那么《东观汉记》就是另起炉灶,从中更能反映班固史学思想的偏失。因此,观察《汉书》应该而且必须联系《东观汉记》编修的指导思想。傅玄这样做了,而上述其他几位史学家却缺少这一环节,尽管他们当时都有条件看到《东观汉记》。
傅玄撰成的《魏书》,今可见存文不多。刘知几大概看到过这个完本。
他在赞同傅玄批评《汉书》意见的同时,讥讽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史通·书事》)这话既针对班固,又有挖苦傅玄的意味。刘知几总的倾向是崇扬《汉书》的,他捎带着批评了傅玄,是说傅玄所成《魏书》也并不见得高明。这里应该先说明白,评论与写作是两码事,相提并论不合逻辑。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就《傅子》中所记三国事,作点粗略考察。傅玄记叙三国人物,内容较完整的,今存《刘晔传》和《马钧传》。刘晔在曹操时作为谋士,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明帝时作为辅臣,心计太盛,自我暴露。傅玄记这个人物,既显示其机智的一面,又揭示其巧诈的一面,赞其美而叹其伪,写得很有特色。至于马钧其人,巧于工艺,拙于言辞,功不可没,用不可妄,立传书其事,就很不寻常。通过这两人的传记,我们能够发现傅玄传人重事实的特点。刘晔也好,马钩也好,各有其所长,各有其所短,既不应以长护短,又不能以长攻短。
再看其他零星记载。如记曹操,写他南征孙权失利之误,记他北代袁绍不好,似乎不及文字"尤烦"的问题。刘勰当时或 另有所见,可惜傅玄关于"尤烦"的具体内容,文字已不存了。
前"欲讨之,力不敌"的犹豫,表现他广延有识之士又事事咨询的虚心态度,反映他在"天下凶荒"之时裁帛为蛤的简易处境,点出他受人(丁仪)离间诛杀名士的草率行径,等等,这些内容是《三国志》未载入的,从中可见曹操其人既力统帅又为凡人,既是英雄又是枭雄的双重性格特征。又如记魏明帝,写他防范大臣,下令改变舆服之制;傅玄攻击何晏好着妇人之服力"服妖",其实也是言及魏明帝的,因为这是明帝僻好,此风是他刮起来的。再如记吴、蜀之事,写东吴孙策、孙权治下人才济济,境内安宁;叙蜀汉刘备手下有"三杰佐之",而诸葛亮又是。"一时之异人",这些记载客观地反映出天下三分的历史实际,并不因曹魏挟天子之重而轻贬其他割据政权。傅玄还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论,如管宁之"醇德"、胡昭之好学、荀彧荀攸之贤、袁涣华歆之清、郭嘉之谋、傅嘏之识、曹仁之勇,以及何晏,邓飏一伙的朋党无行,等等,有的材料充实,有的仅留只言片语,但不管怎样,这些点滴所见仍是我们了解把握这些风云人物的少见线索,也是理解曹魏史实的重要依据。
因此,仅从《傅子》今存有关曹魏史有的记载来看,傅玄秉笔直书的这一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跟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是很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