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实。《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世本》15 篇，这是西汉未刘向校定而成的。这部书的作者，刘向说是"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③，不免笼统，而与傅玄同时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说是"左邱明所作"④，则反映出刘向以后附会的流行看法。
令人佩服的是，傅玄又是独发高论，提出了新的见解。所谓"楚汉之际好事者所作"，不仅为唐代刘知几认同，而且时至今日似乎仍不失为的论。5.《桓子新论》的内容评议傅玄曰："桓谭书烦而无要，辞杂而旨诡，吾不知其博也。"（《北堂书钞》卷一○○）
桓谭于《后汉书》有传。他是西汉未、东汉初一位知名学者，曾受业于刘歆、扬雄，晚年仿刘向《新序》、陆贾《新语》，著成《新论》29 篇，呈送给光武帝刘秀，"光武读之，敕言卷大"（《后汉书》本传引《东观记》）。《隋书·经籍志三》"儒家类"著录："《桓子新论》十七卷。"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录而成三卷。
《新论》一书问世后，不仅光武帝"善焉"称道"卷大"，而且同时代的学者，例如刘歆、扬雄、班固都各在自己著作里征引其中不少内容；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更是多处推崇，认为当代著作里"君山（桓谭字）为甲"。总之，桓谭《新论》在东汉初年赢得盛誉，号称博学多通。
傅玄对《新论》评价不高，第一说它烦杂，第二称它"旨诡"。从现存《新论》遗文来看，其中有论政事的，有述见闻的，有读书笔记，也有随笔杂感，还有不少自矜的文字，确实涉及面广泛。桓谭在政治上主张尊王贱霸，个人经历上有过屈事王莽担任掌乐大夫的一段发迹史，并在自己的著作里津津乐道。这可能是让傅玄反感的原因所在。漫无边际的烦杂内容，在《新论》一书里是存在的；言行相诡的内在缺陷，质诸桓谭，也是不可否认的。①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傅玄对前代典籍的评议，大大超出了当时人的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的见，这对后人仍具有不能低估的参考价值。
（三）"三史"得失
傅玄在世时，"三史"指《史记》、《汉书》与《东观汉记》。他对这三部史书特别是后二史发表了相当出色的见解，从中可见他的史学观。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他是怎么说的：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意林》卷五）③ 见《史记集解·序》中《索隐》所引。
④ 见《颜氏家训·书证篇》所引。
① 另外，清人秦嘉谟在《世本辑补·诸书论述》里按语曰："《世本》为 周初至战国时史官相承而作。"此说亦有一定影响。相比较而言，傅玄之说显得 稳妥一点，因为他当时见到的资料比后人要多。"相承说"从时间跨度上讲有数 百年之久，可能性较小。
① 关于傅玄评论《新论》的意见，钱钟书认为尚难令人信服。《管锥编》第 三册第976、977 页指出："通观《新论》，桓氏识超行辈者有二：一、不信谶纬，二、不信神仙"；"窃意《新论》苟全，当与《论衡》伯仲"；"傅玄??自应持之 有故；然据残存章节，吾尚未甘傭耳赁目，遽信斯评"。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守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意林》卷五。又《史通·书事篇》所引，去首尾二语）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未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史通·核才篇》引）
以上这三段话联系起来看，傅玄的看法是：《汉书》既是一部有成就的"命代奇作"，又有严重的缺陷，与《史记》相比，"非良史"；《东观汉记》历次修撰，每况愈下。这些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就傅玄所言，逐项考察一番。
第一，班固《汉书》讳言其父修撰之功，盗名作弊。《史记》与《汉书》修撰过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父子二人相续而成的。但是，司马迁《自序》里明确交代，他完成《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而班固《叙传》不仅只字未提其父班彪修史之功，而且在《汉书》中多处作手脚，冒为己功。史家于此多有揭露。《后汉书·班固传》讲，班固是在其父死后，"以彪所续前史未详"，"欲就其业"的，后来他因事下狱，其弟班超向明帝"具言固所著述意"，又得以继续完成《汉书》。刘知在《史通·古今正史》里指出，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续修当中入狱，"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因此，后人统计《汉书》中有90 余人篇是因袭《史记》之文的，加上班彪所撰65 篇，合计150 余篇，占了纪、传人数的一半。现可知出于班彪之手者，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明标其名，而《元帝纪·赞》、《成帝纪·赞》所称"外祖"、"姑"显然是班彪口吻。杨树达《汉书所据史料考》指出："观固叙传中于彪续《史记》六十五篇，绝不叙及，而记己撰《汉书》事，亦绝不言秉承先志，与太史公《自序》迥乎不同，则固之攘善盗名，殆无可追。"此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第二，从三个方面力贬《汉书》非"良史"。傅玄虽然从整体上充分肯定了《汉书》的成就为"命代奇作"，至于"奇"在哪里，他并没有具体言及，我们不好细论；但是从内容上贬低它的价值，却是明确有所指的，认为"论国体"、"叙世教"、"述时务"，都是有意用曲笔，掩盖事实真相的。
班固著述《汉书》的宗旨是"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传》语）。
他力图以"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的唯心史观去评论、总结西汉一代历史的得失，因而只能写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文心雕龙·史传》评语）的王朝正史。这与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一家之言"是正相反的。因此在体例上，《汉书》以帝王为中心，一帝一纪，删掉《史记》中有的《项羽本纪》，增入了《惠帝本纪》以代《吕后本纪》，将汉未徒有其名的成、哀、平三帝也分别立纪"以显国统"（《史通·本纪》语）。在纪传里，掩盖各种社会矛盾，美化统治者，这是处处体现出来的。博玄说《汉书》"饰主阙"，那是班固修史中有意使官方色彩变浓的倾向决定了的。至于"抑忠臣"，班固在《匡张孔马传》里猛烈抨击的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等儒相，正是傅玄赞许的人物，例如匡衡、张禹，《傅子》里讲："匡衡以善《诗》至宰相，张禹以善《论语》作帝师，岂非儒学之荣乎！"（《意林》卷五）还有，班固在《晁错传》里攻击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比傅玄年岁稍小的张辅就极为不满，说班固"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晋书》本传）。
傅玄批评《汉书》"贵取容"、"贱守节"。这与后来刘宋时范晔的意见一致。《后汉书·班固传论》指出，班固"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下，唐李贤注引了《游侠传》里班固对剧盂、郭解的一番议论以为证，其中竟有"其罪不容于诛也"之语。相反，班固却将残害人民、作恶多端的张汤和杜周，从《史记·酷吏传》的体例里抽出，为之另立专传，表明了回护的倾向。类似的例子，又如《王莽传》，实际上是以传代纪，编年记事，俨然是帝纪的变通，洋洋洒洒，长达4 万余字，反映出东汉初年班固、桓谭等一帮人对工莽新朝眷恋难舍之情。另外，班固将陈涉不入《世家》而入《列传》，他在诸《列传》的题目上或称名，或称字，或书官爵，在正文里有意剪裁，都是费心良苦的。这些都说明，班固修史出于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目的，不但体例变了，而且行文措词中褒贬取舍间的感情也变了，正史的面目再清晰不过了。
傅玄还批评《汉书》统御文字"谨词章而略事实"的弊端。《汉书》后来赢得了"详赡"的盛誉，原因就在于其中大量引用奏疏、赋文等文字，占的篇幅不小。当然这在保留史料方面是有价值的，应该肯定。但是作为史书，资料引述过多，而记事部分却很薄弱，又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陷。我们读《汉书》，不难发现一些传记除了引用文字外，正文少得可怜，几乎可视作串词看待。还有一种情形，傅玄没有明确讲到，晋代张辅说到了，即"中流小事，亦无足取焉，而班皆书之"（《晋书》本传），这也同样是"略事实"的表现。
由上可知，傅玄指出《汉书》的三不足，并非罗致不实之词，而是它在指导思想、体例以及书法上客观存在的问题。傅玄说得并不过分。
第三，《东观汉记》写得很拙劣。关于《东观汉记》的详细修撰情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东观汉记》有极为详尽的考证说明。这部史书在东汉一朝前后断断续续修撰过四次。第一次是在明帝永平年间（58-75 年），由班固等人（傅玄提到的陈宗、尹敏、杜抚、马严均在其中）在兰台或仁寿阈修成《世祖本纪》及列传、载记28 篇，称为《汉史》或《建武注记》，亦即傅玄所谓的"中兴纪传"。第二次是在安帝永初四年（110 年）至元初之末（120 年），由刘珍领衔续修，修史地点移至东观，任务是在班固等人第一次修出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增加有关内容，国史的面目己具，称为《汉记》。《隋书·经籍志二》著录《东观汉记》，出以刘珍之名，由此而来。第三次是在桓帝元嘉、永寿年间（约151-155 年），由伏无忌、边韶等人修撰（傅玄提到的未穆就在其中），他们新成114 篇，加上班固等第一次所成28 篇，加目录1 篇，合143 篇，《隋书》所谓143 卷之数已具备。第四次是在灵帝熹平年间（172-177 年）直到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修撰人有马日、蔡邕，还有傅玄道及的卢植、杨彪，任务主要是修订已成部分，增入的内容主要是《灵帝纪》。所以《隋·忐》讲"起光武记注至灵帝"。
刘勰指出，"傅玄讥后汉之尤烦"（《文心雕龙·史传》）。所谓"后汉"，即指《东观汉记》。①傅玄发现，《东观汉记》从一开始就问题不少，① 刘勰在同篇里，还写道："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傅玄现存文字， 只是批评《东观汉记》的体例与《汉书》相比，"尤烦""不足观"，越到后来越不像样子，继成之文"盖陋"。因此，傅玄认为这跟班固始修形态的关系很直接。如果说《汉书》可称力"奇作"的话，《东观汉记》只能说它是庸作。这是什么意思呢？傅玄没有深入说明，只怀疑"拘于时"是使其然的一个因素，言外之意，这不是主要因素。联系他批评《汉书》的意见，恐怕所指应在修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因为《东观汉记》不存，我们已无法加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