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曾为史官，编撰过《魏书》，评论过"三史故事"，现存《傅子》里保留了大量有关内容，《三国志》裴松之注文引用较多，且较为完整；其他典籍里零星散见，多是摘引片断，缺少上下文的照应。联系起来看，从中可见傅玄对历史人物、典籍方面的不少独到见解，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一）
关于历史人物、事件方面傅玄在自己的政论文里，经常举引历史故事，作为论证问题的重要论据，涉及到的人物多达30 余人。这种引史为证的说理方法，亦为前世当时的思想家、政论家以及文人政客普遍使用，傅玄沿用此法而已，无需特别在意。当然，他有时能根据论题角度，对同一人物作出相应的评价。例如，对辅佐秦国的商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傅玄就既议其非又论其是，显示出一种通达的特点。再比如，傅玄对曹操这位乱世枭雄，肯定的地方较多，《傅子》里赞扬的文字不少，但也批评他疑诈任法的另一面。类似的例子还有。这说明傅玄的历史观中辩证的思想是较为明显的。《傅子》里这方面有价值的内容，略可见数端。
首先是对古史记载的一些新颖见解。比如他说：若谓黄帝后乃有舟揖，庖牺之时长江大河何所用之？（《意林》）
这是对《世本》记载的质疑。《世本》曰："共鼓、货狄作舟。"（《艺① 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讨论《傅子》时引用。这段文字为《纯 常子枝语》卷三六所出。"纪文达"指《四库总目提要》的总撰者纪昀。
② 叁见《傅子·叙》。文中提到的《中论》，为汉末徐斡所撰；《中说》为 隋代王通所撰。《隋书》或《唐书》将这两种著述置于儒家类，与《傅子》不在 一类。
文类聚》卷七一引录）《说文解字》曰："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济不通。"据传说，共鼓、货狄是黄帝二臣，活到尧、舜时代。所以一般认为，舟楫的发明应用是在"黄帝后"。傅玄不相信这一记载的可靠性，认为在黄帝之前的远古时代，例如人类传说中的"庖牺之时"，就应该有舟楫的利用。古史邈远，文献不足，考古难证。我们今天已无法确认傅玄的怀疑是否有道理，但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却是新颖的，值得考虑。类似的例子，又如：虢是晋献所灭。先此百二十余年，此时焉得有"虢"？则此云"虢太子"，非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虢太子死"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
又，同篇裴骃《集解》亦引，文字与此稍异。）
是时，齐无桓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句下，《索隐》引）这两条文字是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质疑的。神医扁鹊在世，当在赵简子专国时期，即春秋时晋昭公、顷公、定公在位期间（前531 年后）。而貌的灭亡是在晋献公在位时（前676-651 年）的事。所以傅玄说，扁鹊当时不可能与已灭120 年的虢之太子及不存在的齐桓侯发生任何瓜葛。
以上这些片断评论，对我们认识古代史不无参考价值。
其次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议论，别具只眼。比如他说：孟轲、荀卿若在孔门，非唯（子）游、（子）夏而已，乃冉（伯牛）、闵（子骞）之徒也。（《意林》）
这是将孔门后学孟子、荀卿与孔子弟子进行比较的。《论语·先进篇》记录孔子学生各有所长的情况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闵子骞、冉伯牛是孔子早期学生，孔子称赞过闵子骞的孝（《先进篇》），探望过冉伯牛并对他病重不愈深深叹惜（《雍也篇》）。子游、子夏是孔子后期学生，专心教学，有学问而不做官。傅玄这里是对孟子、荀子表示敬意的，认为二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德行。孟子重义，荀子重礼，都对孔子重仁的学说有继承有发展；孟、荀生前游说诸侯，不合当世，愤疾异说坏政，退隐著书，都显示出一种"不相与谋"的君子本色。所以傅玄以为"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的这种德行表现，其实是盂子、荀子身上更可贵的一面。又如他说：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太平御览》卷五九九）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好《谷梁春秋》，著成《洪范五行传论》，重灾异变化，以此解释人事政治，迷信思想十分浓厚；但是此公在元帝、成帝之世，却上疏直言，敢于同外戚许嘉、史高以及王凤等人的放纵行径作斗争，痛斥宦者弘恭、石显的弄权作乱，虽迭遭下狱免职的打击，但其志不移，于社稷"言多痛切，发于至诚"（《汉书》本传语）的初衷不变。刘向之子刘歆既通《谷梁春秋》，又好《左氏春秋》，在学问上主张"兼包大小之义"，不可"偏绝""守残"（《汉书》本传语），显得不同异常，因而"诸儒皆怨恨"（《汉书》本传语）；但是他不肖其父，缺乏斗争精神，害怕人生风浪，当王莽篡政以后，他竟屈事奸佞，成为"国师"。傅玄对刘氏父子二人的评价，兼顾德行与学识两个方面，认为各有优长之处，很难一概而论。
傅玄对前代拨乱反正的帝王为政特点，也有言简意赅的评价。比如：三皇贵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后义，三王先义而后辞。（《意林》）
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意林》）
《傅子》里多处用到"势"与"机"这两个字眼，所谓"势使然也"、"应机而变"云云，就是强调要顺应时势，成无定法的意思。三皇五帝也好，汉魏开国之君也好，他们成就王治霸政的功绩虽然近似，但手段策略各异。从这个意上来讲，傅玄的概括也比其他史家之论有独到之处。《韩非子·功名》篇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傅玄所谓"势"、"机"之义，似乎有综合韩非四方面内容的意味，区别只在于："势"侧重于外部客观的因素，"机"侧重于内在主观的因素，所以"势"可"使然"，"机"要谋运。试看：鸿毛一羽在水而没者，无势也；黄金万钧在舟而浮者，托舟之势也。（《意林》）二 汉之臣焕烂如三辰之附长天，长平之卒拓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势使然也。（《意林》）??存亡之机，开阖之术。口与心谋，安危之源；枢机之发，荣辱随焉。（《意林》）"势"要借，"机"要发，审势而运机，这是胜败安危的关键。《傅子》里记载郭嘉为曹操分析打败袁绍的十条有利条件，正是这一原则成功应用的典范。傅玄为司马氏谋"南面术"时，也有借鉴历史的成分在其中。
傅玄对帝王用人的得失，也有所评议。比如，《举贤》篇就提到刘邦创业，困于巴汉，萧何荐了韩信这位"饿夫""怯子"，使刘邦的事业如虎添翼。又如，《傅子》记三国事，主要突出曹操周围聚集的人才，不单有豫州故旧，还"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征用荆、扬、雍诸州名士，确实有"不间远近"、"至心待人"（郭嘉语）
的气量。在这一点上，刘邦、刘秀都远不及曹操。傅玄对刘秀用人是这么说的：光武凤翔于南阳，燕雀化为鹓雏。（《意林》）
东汉开国，刘秀对南阳乡里感情太深，功臣外戚几乎是青一色的义军故旧网络。这种模式在东汉前期凝固不变，大大地限制了这个政权的生机。"燕雀"得志而尊，实际上是新王朝的劫数。
最后，《傅子》所记，有不少内容可补正吏之缺，它的吏料价值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蒯躬，字叔孝，性方严，有容仪。人望而畏之，有过其门者，皆整衣改容。（《太平御览》卷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