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的上述重农建议，是为了解决官农之间的矛盾提出来的。无论是入晋前主张"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也好，还是入晋初倡言"使冗散之官农"也好，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发展农业生产，使民安而上安，这是前后一致的。他提出的重视县令（长）的选任和散官归农的建议，综合了曹魏时期吏制讨论中关于郡县官吏设置的积极内容，又反映了他自己亲任地方官的切身体会。魏明帝太和初年，何曾上疏认为，郡守"专任千里"，"不可不得其人"，"得其人则可安，非其人则为患"，要"隐核参访"，征还选代。①正始中，夏侯玄则建议"省郡守"，使郡吏亲农，"但任刺史"，"县皆径达"（《三国志》本传）。何曾重郡守，夏侯玄重刺史，或称"良吏"，或称"亲民之吏"；而傅玄认为"最亲民之吏"是县令（长），凡是无职冗官都应"归农"，是从重农安民的角度出发的，而不仅仅是从改善吏制建设上着眼的。他先后① 参阅《晋书·何曾传》记载。
出任温令、弘农太守兼领典农校尉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认识无疑具有深刻影响，这是何曾、夏侯玄空论得失所不及的。泰始五年（269 年）傅玄上疏晋武帝言及农事，更反映出他熟悉民情的特长，后面我们还要单独讨论，此处不烦。
（三）以法宽民
《安民》篇又曰：附法以宽民者赏，克法以要名者诛。宽民者赏，则法不亏于下；克法者诛，而名不乱于上，则民必安矣。
??以法宽民者不赏，克民为能者必进，下力尽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傅玄这番议论是针对曹魏一朝刑法弊端而言的。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魏明帝继位之初，下诏命陈群、刘劭等人改定刑制，颁布新律。魏法是由汉代律令增删而成，"烦杂""苛秽"，不但轻重失宜，而且执法"轻在者相继"。当时，卫指出："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后来，蒋济《万机论·刑论》分析道，由于"狡黠之民""崇饰""告白"，"求媚之臣"知情而行刑，"遂使无罪并门族矣"，因成"狡猾之狱"；杜恕《体论·法》分析说，"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未讯罪人，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驱世而陷此"，"名利随而与之"，狱吏不求其实，反而饰其实。蒋济、杜恕分析的情形，正是曹魏时期法制"苛秽"的状况。
傅玄的这番议论也是为司马氏酝酿中的改定法律提供参考的。魏末司马昭执政后期，贾充等人受命改律，泰始三年（267 年）方成，四年（268 年）颁布。泰始律令以"益时"、"从人心"为准的，减、除、省、去魏律条例，也有革弊宽民的成分。
傅玄主张以法宽民求安民，这在《治体》、《法刑》、《问刑》诸篇里，也有相近的表述。但《安民》篇的主旨在于，以赏罚手段纠正执法官吏在法的时弊。治狱之吏"要（邀）名""克民"，苛法为能，这不利于安民而治，需要整治。这是司马氏执政时期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四）量时省吏
《安民》篇又曰：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上爱其民，下乐其上，则民必安矣。
??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乐，若是者民危。
这是关于精简官吏以减轻人民沉重负担的一项对策。前面说过，晋初，傅玄主张将冗散无职的官吏下放到农业生产的行列里，"亲耕""务农"。
这是分流冗官的建议，是对官吏队伍急剧膨胀后奉禄无法保证的应急权宜之计，并不是从根本上省吏的方针。因为省吏（官员）首先要省官（职位）。有晋开国立制，不可能一下子省官，因而省吏归农只能从解决供养问题着眼，并非长久之计，而且事实上行不通，并未予以贯彻执行。冗官之累始终是西晋王朝不能克服的难题。
但是，入晋之前司马氏执政时期，省吏却是值得考虑并不难兑现的。首先，曹魏时期有过省吏的举措。《晋书·荀勋传》披露，"魏太和中，遣王入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其中正始中合并郡县一事，在《三国志·夏侯玄传》中有较详记载。夏侯玄当时认为，州、郡、县三级，可以省郡官除郡吏，"便民省费"。此议虽为司马懿否决，但从后来荀勖所言来看，正始中作为改制活动的一项内容，曾经一度实行过。曹爽集团被诛后，于嘉平五年（253 年）"俄或还复"（《三国志·齐王芳纪》），郡级设置又行恢复。其次，曹魏帝国一套班底，司马氏权臣另设一套班底，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人数的相应增加，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比如，宰相事权就有三公与尚书的重复，地方事务既有地方官所司，又有屯田官、校事官①的参与干涉。因此，"吏多而民不能供"，在曹魏后期司马氏掌权以后，变得日益突出，省吏以安民，确为当务之急。
（五）乡闾教化
《安民》篇又曰：笃乡闾之教，则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则邻居相恃、怀土而无迁志。邻居相恃、怀土无迁志，则民必安矣。
??乡闾无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
傅玄此议，与《贵教》篇所言"修礼让"、《通志》篇所言。"和众定民"的意思是相通的。重视教化，培养百姓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风气，这是安民怀土、各守其业的重要保证。但是，问题是乡阎宗族亲人"怀土无迁志"在当时仅凭笃行教化，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曹魏时期规定屯田户是不服兵役的，繁重的徭役就落在了乡闾百姓身上。这样，士民播迁，离开本土，去充当政府的屯田客或私家大地主的佃客，以求兔役，就势所难免。司马氏执政以后，屯田户也被召募当兵，只有赏赐私家的田客可以获得兔除徭役的待遇。①所以，魏晋之际，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乡闾结构，汉末以来"人无定处"（《晋书·李重传》）的状况始终存在。土断一直不能进行，选举不由乡论而行九品中正之制，就是由于士民真实乡里与实际居处所在之间极其混乱造成的。这一问题到入晋以后也无法清理。傅玄看到魏末民不乐土、居不相恃的情形，以为可通过笃教来稳定民心，实现安定团结的目标，这只是空想而已。
（六）量民役赋
《安民》篇又曰：度时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役赋有常，上无横求，则事事有储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储，并兼之隙塞，则民必安矣。
① 校事官是中央派往各地的监督官吏。《三国志·程晓传》记载，嘉平中 "校事放横"，程晓曾上疏言其弊。校事官估计是嘉平初始设的，大概于魏末与屯 田官同时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