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三国志·毋丘俭传》注引毋丘俭表文，其中举"募取屯田，加其复赏"为司马师十一罪之一，可为证据。
??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①，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这段文字里讲到"民危"的情状，正是司马氏执政以来曹魏境内的实际形势。这是御蜀、防吴、征淮南内外用兵的政局决定的。役赋无常，横求不已，民不堪命，实在是严重的危机。所谓"并兼之隙"，应指淮南一次次的武装冲突，它加重了役赋，并不是役赋导致了"并兼"。"并兼"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征伐，只有先塞其"隙"，才能减少役赋的程度。
关于役赋问题，傅玄还写了一篇《平役赋》，专门予以讨论。他说：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
是故随时质文，不过其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为常典，甸都有常分，诸侯有常职焉。万国致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对于统治者来讲，国家有事、局势危难之际，要"务公"而行；国家无事、内外治平之世，就得"制有常"。傅玄举例说明了这个道理。前者如黄帝平赤帝、蚩尤之难，大禹治水，"役烦赋重"，而民不怨；后者如周立典制，"役简赋轻"，而民安乐。相反，战国之际"民困"，暴秦兴役民反，是"弃德任威"、"灭先王之制"造成的。因此，傅玄提醒道："后之为政，思黄帝之至平、夏禹之积俭、周制之有常，随时损益而息耗之，庶几虽劳而下怨矣！"《平役赋》举例言理，虽以前代兴废得失为鉴，却无疑是警戒"后之为政"特别是当前司马氏执政之失的。所谓"非常之赋"、"非常之贡"，这是有所指的。请看下面这段文字：先王之制，九州异赋。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若河内诸县，去北山绝远，而各调出御上党真人参，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调非所生，民以为患。（《太平御览》卷九九一）严可均怀疑这段文字为《平役赋》之佚文①，或有道理。上党郡在太行山以北，今山西省境内；河内郡在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今河南省境内。让河内诸县百姓户调出上党真人参，只得翻山越岭去求，这显然是"非常之赋"。据唐长孺先生考察，西汉以来，"调"作为人民经常的负担，上交物随政府需要，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征发；魏晋户调是汉代"调"与"赋"的沿袭与结合，各地所纳户调随土产而异，南方征收绵绢，北方则输疏布或织市用麻，调发上交后，主要用于助边费。②现在，我们从傅玄的记述中可知，曹魏后期的户调有既非本地所出、又非助边费之用的例子，是御用之物不说，数量也不小。这说明"非常之贡"确实成了一种"民患"。傅玄于司马昭执政以后，出任过河内郡温县令，他了解民情，"民以为患"的实际情形，他是有体会的。《安民》篇讲的"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七）图远兴事当慎
《安民》篇还曰：图远必验之近，兴事必度之民。知稼穑之艰难，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则民必安矣。??视远而忘近，兴事不度于民，不知稼穑之艰难而转用之。如是者民危。"图远""兴事"指内外用兵。战争是人力、物力的较量，抽调民丁当① "弱穷迫"句，文义似不全。严可校注曰："'弱'字上下有脱。"（《全晋文》卷四八）① 《全晋文》卷四九，《傅子》补遗上，此段后按语。
② 参阅《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兵，征运军需粮草，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嘉平以来，东西战事频频，内外双方兵力数字难悉其详，试举可知者为例。据《通鉴》记载，嘉平五年（253年）魏、吴于淮南交锋，吴将诸葛恪发兵20 万入寇，魏太尉司马孚督军20万抵御，历时3 个月。甘露二年（257 年）诸葛诞于淮南反，支持他的军队，除了他所部正规军不详，东吴援兵有6 万（全怿等所率3 万，朱异增援3 万）而外，他还临时将淮南淮北屯田兵10 余万，扬州新附新兵四五万，合计十四五万非正规军混入编制，总计在一起，诸葛诞势力估计在30 万左右。所以司马昭征讨时所督诸军有26 万之众，扑向淮南。双方50 余万人自相厮杀，历时9 个月。仅就这两次战役而言，对曹魏国力的消耗就相当巨大，更何况关中御蜀战事一直不停，淮南又连续反叛，屯田生产遭受彻底破坏，执政的司马氏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
傅玄所言"不知稼穑之艰难而转用之"，是写实之笔。司马氏不停征讨，"不度于民"，"民危"的境况日益加深。傅玄建议图远兴事要验近度民，意在提醒司马氏应当慎于用兵。
综上所述，傅玄议论民之安危，不仅仅是从民本论、富民论的意义上泛泛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有感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相互影响，"民危"是客观的存在，民生问题已成为"不可以不留意"的"为治之要"。
他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贪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意林》卷五）
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则利，害则害，无有幽深隐微，无不报也。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傅子》无篇名段①）他提出的分民业、选良吏、宽民法、省官吏、重乡教、平役赋、慎远事等七条安民之策，都是针对"民危"的现状而言的。安民的核心问题是"民富"。对于统治者来讲，"善为天下兴利"，就能"常为天下所归"。"兴利"而"民富"，"民富"而安，"安民"而"上安"。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
然而，曹魏后期的政局却出现了一连串的变故，战事接二连三，役赋横征无敛，官吏苛责不已，农业凋敝不堪，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得司马氏执政困难重重，应接不暇。因此，傅玄认为首先要重视民生，求得"安民"而治。《傅子》里不仅《安民》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他篇或专题或涉及，都离不开这个问题；入晋后傅玄上疏晋武帝，仍然强调这个问题，道理就在于此。
三、上疏言务农四事
在前面第二章讨论傅玄生平仕履时，我们已说明，泰始五年（269 年）
二月，傅玄上疏晋武帝，陈便宜五事。这五事中，除有关胡烈出任秦州刺史涉及边防事宜外，其他四事都跟农事有关。当时傅玄新出任御史中丞，负责纠劾百官，言农事不是他职分内的事。但是，上年即泰始四年（268 年）九月，淮北青、徐、充、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开仓以振之"（《晋书·武帝纪》），原先的主要产粮区发生了灾荒，武帝又下诏求"于事不便① 此段文字在《群书治要》里，置于《安民》篇文字后另段。叶德辉《傅子》按语指出，这段文字或即《安民》篇之末段。
者，皆不可隐情"（《晋书·武帝纪》）。紧接着，泰始五年（269 年）二月，"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晋书·武帝纪》），灾荒在淮北之地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傅玄上疏言农事，不是讲救灾之急，而是针对农业生产中影响务农的另外四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此疏于《晋书》本传有载，历来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是了解魏晋屯田制废止前后农业经济状况的极珍贵资料；同时，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傅玄对晋初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值得单独予以探讨。
（一）减轻课田剥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