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看傅玄的意见。他在《问刑》篇写道：或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傅子日："匹夫之仁也，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也。先王之制，杀人者死，故生者惧；伤人者残其体，故终身惩。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故天下称仁焉。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之，既不类伤人刑轻，是失其所以惩也；失其所以惩，则易伤人；人易相伤，乱之渐也，犹有不忍之心，故日匹夫之仁。汉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文帝有感于肉刑"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痛而不德"，下诏废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于是修改刑律，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答五百，结果受答者大多致死。所以景帝继位后，下 诏再减答刑之数，认为原先"加答与重罪无异"，"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通鉴》卷一五），即用肉刑不当死者反而因答刑丧命。傅玄从这一事实出发，指斥汉文帝声称"不忍残人之体"，却有"忍杀人"的行径，因此从"仁"的角度而论，"除肉刑"站不住脚，只能称之为"匹夫之仁"，而与"所刑者寡而所济者众"的"王天下之仁"有着显著区别。至于正始中夏侯玄等人以人性自然为理由，反对恢复肉刑，却宁肯以杀人重惩，更是"失其所以惩"的不仁言行。傅玄指斥"今不忍残人之体，而忍杀人"①，也同样是"匹夫之仁"。
傅玄为了证明恢复肉刑的合理性，还设喻举例，竭力加以论证。请看他③ 李胜、夏侯玄等人关于肉刑的讨论文字，可参见《全三国文》。
① 参见《全三国文》卷二一，夏侯玄文《肉刑论》、《答李胜<难肉刑论>》。① 仲长统《政论·损益》篇也有如是表述。这说明汉末就有滥杀情形。
的意见：救婴孩之疾，而不忍针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危者更众，何异服他药也？肉刑虽斩其足，犹能生育也。张苍除肉刑，每岁所杀万计；钟繇复肉刑，岁生二千人也。名肉刑者，犹鸟兽之登俎而作肉。（《意林》卷五）
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太和中，钟繇上疏魏明帝，提出肉刑"虽斩其足，犹任生育"，"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这对人口大量减少的曹魏帝国是有利的，止杀增人当然比"所杀万计"的情形更具现实意义。傅玄又曰：今有弱子当陷大辟，问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壮夫断其腕，谓其虽断不死也。（《意林》卷五）
这段话估计是引述李胜之论的。李胜不赞成夏侯玄以杀代刑的主张，写过一篇《难夏侯太初<肉刑论>》（见《全三国文》卷四三）的文章，其中就有慈父乞肉刑、壮夫断其腕的例子。李胜是赞成肉刑的，傅玄引他的文字，当在李胜未诛之前，即正始年间。当时讨论肉刑，曹羲也是反对派中一员。傅玄又引用曹羲的文字，以显其自相矛盾之处：曹羲日："絷驯驹以绊，御悍马以朽索。"今制民以轻刑，亦如此也。
曹羲的原文出处已不详。不过，御世如御马，这是荀子、韩非道及之理，汉魏政论家常援引为喻。马有悍、驯之分，御之有铁辔、朽索之别。所以傅玄把"释法任情"（《释法》）、"制民以轻刑"比作"执腐索以御奔马"（《释法》）。那么，曹羲既懂此理，为什么要反对用肉刑呢？
当然，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论，废肉刑是一种文明的举措，反对复肉刑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很难说，傅玄竭力赞成用肉刑有什么高明之处，因而值得肯定。但是，汉魏之际政论家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却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刑律不完善，造成重刑被杀者太多，轻刑该罚者又不足以惩恶止罪，轻重之间悬隔太大，亟需有中间刑。当时人想到的是肉刑。因此，复不复肉刑，实际上关系到怎样执行法治的问题。不主张复肉刑的人，同时又赞成滥杀人；主张复肉刑的人，不赞成滥杀，也不赞成轻刑失度。相比较而言，后者于现实政治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大多是儒法兼济论者，急于治世，想恢复废除近400 年的肉刑，以制止社会犯罪，维护法治秩序。傅玄赞成恢复肉刑，正是如此，他以为"王天下"就不可有"匹夫之仁"，这道理不错，但方法并不可取。健全法治，首先要完善法律制度，并非只有用肉刑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点上，当时政论家有着共同的历史局限，傅玄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傅玄"通儒达道"的观点，就是希望人主实行儒、法兼济之"道"。君要有为，正己于心，息欲明制；接人以信，上下相奉；化下以仁孝，兴天下之利，崇事亲之道；辅之以法刑，达到保国致治的统治目的。只有这样，才可言"无为无不为"的治道。傅玄既批评"释法任情"之弊，又指斥"专任刑名"之失，但更主要的是针对玄学泛滥中贵黄老、崇老庄、倡无为之治的时代思潮，关心的是正始以后司马氏政权如何实现"政乃升平"的大计方针。他举前代开国之君为例：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意林》）
刘邦、刘秀、曹操都是前代创业有为之主，他们都是在天下汹汹的时代，把握天下大势，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各自成就了一代雄主霸业。因此，对于司马氏而言，怎样审时度势，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傅玄写道：经之以道德，纬之以仁义，织之以礼法。既成，而后用之。（《意林》）这段话形象地说明，儒家的道德仁义是体，礼法互补是用，体用结合，才是致治之道。他所谓的"通儒达道"，也可以拿这段话作注解，二者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变无为为有为，儒法并用，这是汉初思想家贾谊的主张。这些主张成了汉代新儒学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汉家制度"（汉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一以贯之的统治方式。傅玄十分推崇汉代400 年统治的成功经验，他的政论中吸取贾谊思想的倾向也是很清楚的。
第六章"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君人南面之术（二）
入晋之初，傅玄向晋武帝上疏陈要务，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晋书》本传）这意思很明白，是建议晋武帝以尊儒贵学，选贤任能作为有晋立国的当务之急。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有鉴于"汉魏之失"与晋初"不以为急"的现实而言的，是为司马氏政权的"纲维"献计进策的。其基本思想在入晋以前完成的"存重儒教"（王沈评语）的《傅子》里，就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例如《举贤》、《授职》、《重爵禄》、《贵教》、《戒言》、《矫违》诸篇，就是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的；《通志》、《信直》、《安民》三篇，以及其他一些零散段落，也有所涉及。
一、尊儒家之道，因德知人
儒家学说，先秦有孔子、孟子、荀子等开创的原始儒学。孔子讲为政之道，强调法先王，遵西周时的政教，提倡忠恕仁爱。孟子继承孔子学说，讲仁政，主张"兼爱"、"性善"，"仁"与"义"并重。荀子论儒家之道，既主法先王，又兼法后王，援法入儒，王霸并重，主张"隆礼义而杀《诗》、《书》"，突出人的作用，认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
汉初，黄老思想在政策上、学术上都居于支配地位。这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秦朝的速亡教训，汉初统治者心里有数，而且因战争破坏，经济尚待恢复，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正好适应休养生息的需要。另一方面，汉王朝建立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加强法治，而黄老思想中积极进取的法家精神与立场，就更为统治者乐于接受。所谓"汉承秦制"，就是说法家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上没有变。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是法家思想，它清静无为的一面只是为着调整政策的需要而加以利用的权宜之计。因此，不放弃法家思想，吸收黄老思想，最终要复兴儒家思想，本来就是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经过一段休养生息，陆贾、贾谊等人融合儒法的新儒学出现了，苟子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王朝步入鼎盛阶段，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建立了融合各家思想的全面发展了的思想体系，其中"独尊"的儒家思想仍以荀子思想居于优势。
荀子思想是以融合儒法为特征的，它的影响自汉初至武帝时期在儒学领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武帝以后，昭帝元始六年（前81 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之间展开激烈辩论，前者抬出反法家思想的孟子学说，反对战争，抨击政治，为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说话，这自有它的进步意义。从此以后，儒家中孟子的思想不断扩大影响，到宣、成二帝时期逐渐成为主导思想，最终被认同为儒家思想的正宗。例如扬雄在《法言》中，就是"窃自比于孟子"，声明与荀子"同门而异户"，明显地扬孟抑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