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终两汉之世，"杂王霸而用之"，这始终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主流，荀子思想的实际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但是，西汉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通会议，在盐铁会议的基础上，使儒家孔孟思想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真正确定，法治的精神为礼治的权威所代替。与此同时，今文经学取得支配地位，它的阴阳灾异思想一度变为谶纬，经学沦为政治的附庸，政教合一的神学经学使儒家学说演化为教条；古文经学虽然日益抬头，但它并不能取代今文经学，今、古文经学与谶纬三足鼎立，直到汉未马融、郑玄注经才融合统一。这种统一实际上又是经学由衰落走向破产的最终形式。
经学的没落与汉末政治的腐败，相应地就会出现用新的思想武器批判社会政治的思潮。名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在汉魏思想领域所以异常活跃，原因就在于此。儒法兼综的思想是西汉武帝、宣帝时期两度强盛的统治思想，恢复这一传统应是挽救时局的最佳选择。所以汉魏思想家、政论家大多倾向于援法入儒，强调法治的必要性，道理也在于此。儒家学说中荀子的思想又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是必然的。但是刑名法术思想又很容易导向黄老思想。这情形在曹魏时期的政治生活中，一度形成主流。同时，以道家思想为特征的玄学思潮，在士人中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
傅玄生活在玄学兴盛的时代，他要"存重儒教"，倾向于荀儒学说，这是很明显的。他赞同"人能弘道"，"隆礼尊贤"，主张"尊其人"而非"尊其书"，这也是《傅子》里重要的内容。
（一）隆礼要重德轻言
汉末以来，人们讨论名实问题，是从德与才的关系上展开的。所谓名不副实，不仅指才学，也包括德行。但是，曹操倡导"唯才是举"，自然形成了重才轻德的时代风尚。这样一来，"才"又成了土人标榜称道的对象，出现了浮华交游的朋党现象。以言辩取胜，这是显示才学、赢得声名的重要手段。重才轻德，自然演变成了重言轻德。傅玄在魏明帝时期所写《马钩传》，就力主以德行、事功取士用人，批评以言辩是非为能的时尚。入晋后，他给晋武帝上疏所陈，也指出汉魏以来，太学办得一团糟，"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已"不闻先王之风"，不重儒学，不重德行，由来已久，影响很大。
《傅子》是讲礼教治国之理的。在傅玄看来。隆礼是人主明君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戒言》篇曰：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此必然之征也。
这是说上之所好直接关系着"仁义兴"还是"大伪起"的世风所向。作为人主，要认识到好德的重要性，自无疑问，但仅此又是不够的.还要认识到德修的难度，这才是关键。因为：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弄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鲜矣。何者？德难为而言寻饰也。??夫德修之难，不积其卖，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悦无常，故君子不贵也。
可见，好德常常会为易悦之言干扰，人主很容易"所悦无常"，"以一言之悦取人"；而修行的效果"难见"，短时间"难成"，远不如"要其上"有名有实来得容易。所以，人主要审言观行。《通志》篇曰：凡有血气，荀不相顺，皆有争心。隐而难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将和众定民而殊其善恶，以通天下之志者也。闻言不可不审也。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
要想判断一个人的善恶，仅凭"一言之悦"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害深"、"有错"，重要的是观事、观行，这就是"审其本"。
在实际生活当中，傅玄归纳的这个用人规则，常常不能得到遵守。原因在于：人主"闻言未审"的事经常发生，下以言"要其上"而"悦之者众"。
因此，重言既有基础，又有条件；惑于言饰，信于言辩，定于言悦，轻德而取用人，就是必然的。所谓"尊贤尚德"，这对人主来讲，不仅要提倡，而且要实行。实行的难点在"审"。"审"的内容有听言、观事、观行，"参三者而详之"。通过这些程序，确定一个人的善恶之分、真伪之别，也只能避免"少失"，不能保证无失。因为人主的主观好恶还会影响"殊善恶"、"别真伪"的结果，而客观上"典说诡合，转应无穷"的求悦争心，也会发生作用。因此，闻言而审后，定其善恶仍是一难。傅玄讲："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长短经·知人》）克服的办法，只有"隆礼"。怎么"隆礼"？傅玄多处强调：作为人主，身正听一，至公无忌，这是关键；作为制度，推行教化，"明其大教，长其义节"（《晋书》本传语），这是保证。只有如此，才能形成"重德轻言"的社会环境，塞"营私以害公，饰虚以求进"（《安民》）之路。
傅玄主张"隆礼"，以礼治国，造就一种"上下相奉"（《晋书》本传语）的局面，出现这样的情形：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意林》卷五）
闻一善言，见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闻一恶言，见一恶事，远之唯恐不速。（《意林》卷五）但这需要上下努力，才能实现；需要人主知难而行，使"道化隆于上"，才能造就。
（二）尊贤要容直臣识奸佞
傅玄讲："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举贤》）人主求贤、举贤、用贤，更要尊贤。而尊贤，就要容直臣，纳直言。《通志》篇曰：世尚宽简，尊儒贵学，政虽有失，能容直臣。简则不苟，宽则众归之。尊儒贵学则民笃于义，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闻矣。自非圣人，焉能无失？失而能改，则所失少矣。??明主患谀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犹欢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途，引而致之，非为名也，以为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内，谀者顺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
《信直》篇又曰：古之贤君乐闻其过，故直言得至，以补其阙。古之忠臣不敢隐君之过，故有过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继之，不亦至直乎！??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义矣！
这两段文字说明一个道理：古今君主治政理民，不可能无失无过，直臣直言无忌，匡失补阙，能通天下之志，因此容不容直臣，纳不纳直言，改不改过失，是明君与昏主的显著区别。"开正直之路"，使"清议行于下"（《晋书》本传语），就是"开敢谏之路"，"通直言之途"。这种"宽简"之风，有待于人主立公制、行公道，尊儒贵学，才能形成。
尊贤，还得识奸佞。《通志》篇里讲到，人主左右"谀己者众"，常出现"权移左右，而上势分矣"的情形。《矫违》篇进一步分析，指出人主有私欲，很容易惑于佞而不觉；佞人善养人私欲，乱于正而有术，所以"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乱之也"。不识奸佞，不斥虚鄙，所谓尊贤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怎么识别呢？这是傅玄着重要讲的一个问题。他指出，佞人有三种类型：行，足以服俗；辩，足以惑众。言必称平仁义，隐其恶心而不可卒见；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称之有术，饰之有利，非圣人不能别。此大佞也。
其次，心不欲为仁义，言亦必称之，行无大可非，动不违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后陷之。
最下佞者，行不顾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辞，自利而已，显然害善，行之不怍。"佞"有大佞，次佞、最下佞之别。"大佞形隐，为害深；下佞形露，为害浅。形露，犹不别之，可谓至暗也已。"博玄以为，人主能识"大佞"，方为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