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傅玄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以史为鉴，宽简者昌，苛峻者亡。在《傅子》里，傅玄多次举到秦朝暴政速亡的例子，说明法家"严刑"。"亲法"的历史教训是应该为后世引为鉴戒的。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是宣扬法家路线的，李斯还有辅佐秦政的经历。傅玄批评李斯"深刑峻法，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下道报之"（《问刑》）；提醒后世统治者："撞亡秦之钟，作郑卫之乐，欲以兴治，岂不难哉！"（《意杯》卷五）傅玄对汉王朝的统治是十分肯定的。他讲，"汉所以历年四百"，"斯乃宽简之风"（《通志》）所致。西汉宣帝、东汉明帝，前后也有过"仗法任刑"、"未弘道治"（《古今画赞·汉明帝》）之失，但没有妨碍正道，"失而能改，则所失少矣"（《通志》）。至于汉末曹魏时期的政治，傅玄人晋后批评了"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造成"纲维不摄"的弊端，并且认为这一"亡秦之病"沿至晋初仍有相当影响，亟需明"大教"、隆"教化"。这一认识应该说也是他入晋前著论《傅子·内篇》的指导思想。
其次，礼治离不开法治。《法刑》篇曰：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书禁令日法，诛杀威罚日刑。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也。??礼、法殊途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矣。是故圣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残法酷，作五虐之刑，设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故圣人伤之，乃建三典，殊其轻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议其故而宥之，仁爱之情笃也。
接下来，傅玄又从"柔愿之主"轻刑、"刚猛之主"酷刑这两种极端，生发出如下议论：未儒见峻法之生叛，则去法而纯仁；偏法见弱法之失政，则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就是说，法不可去，亦不能"偏法"；仁不可去，亦不能"纯仁"。既要"持法有恒"（《三国志·傅皈传》裴注引《傅子》），又要"两尽其用"，"以定厥中"。"礼、法殊途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这是一条基本原则，目的是为了实现"德化"之治。如果把礼法、赏刑的手段仅仅看作去取得失的选择，那是无益于治道的。
最后，从现实出发，应该坚持"先礼后刑"的方针。上述《法刑》篇所论，所谓"先礼后刑"、"先刑后礼"的选择，应考虑到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也要看到"圣帝明王"与"暴君昏主"所起的作用，不能就事论事，唯以法刑轻重作文章。从总的原则来讲，傅玄认为"先礼后刑"是可取的。他说：天地成岁也，先春而后秋；人君之治也，先礼而后刑。（《意林》卷五）这段话其实在建安末年丁仪的《刑礼论》里就有过表述。当时天下已定，曹魏禅代在即，所以丁仪是主张用礼治代替法治的。傅玄之所以要重复当年丁仪的议论，是因为曹魏后期司马氏也同样需要有这样的认识，禅代魏室不应该抛开礼治不顾。
另外《法刑》篇举先王之例，特别提到"罪连三族，戮及善民"，而有"无辜而死者过半"的情形，这是值得注意的，与现实不无关系。正始之后，司马氏执政，"罪连三族"愈演愈烈，激起了士人的反感，导致了方镇的反叛，甚至株连到忠于司马氏的臣僚。①这种残暴行径对司马氏政权很不利。傅玄对此当然不便明言，但借古讽今，这是《傅子·内篇》里常用的手法，其意在于提醒司马氏，既然以名教治天下，就应该"先礼后刑"，以德化民，争取民心。
（三）善赏罚与慎赏罚
人君治国，赏罚是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赏以劝善，罚以惩恶"，"明赏必罚"乃"政之柄"（荀悦《申鉴·政体》语）。汉未魏初的政论家对赏罚之道，都主张必行，但怎么执行，意见却不完全一致。崔寔以"重赏深罚"为是，荀悦侧重于"不妄"，徐斡主张"不失其节"；正始中讨论赏罚的轻重之别、公私之分，或强调"以情"，或倡言"用智"，或并举以"慎详"，甚或推崇"自然"，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傅子·治体》篇专论赏罚。文曰：治国有二柄：一日赏，二日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杀之也。为治，审持二柄，能使生杀不妄，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惧者何？赏公而罚不贰也。有善，虽疏贱，必赏；有恶，虽贵近，必诛：可不谓公而不贰乎！若赏一无功，则天下饰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明德慎罚，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
①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司马师执政时，"追刑已出之女"，与司马师通姻的荀氏之女适于他族者，亦不得免。何曾出面力争，才权为修改。
"不妄"正是荀悦的主张。怎么才能做到"不妄"呢？荀悦认为，君主"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治矣"（《申鉴·政体》），即劝善惩恶、明赏必罚的"统法"之政就可做到。傅玄则进一步指出，既要"公而不贰"，又要有善赏罚与慎赏罚两相结合的灵活举措。赏罚的目的，是要使"威德与天地并"，"使其民可教、可制"，所以不能轻忽。善赏罚可体现威德的客观公正性，慎赏罚则可反映君主立威树德的主观严肃性。二者需要兼顾。也就是说，如果只讲公私之分，强调的是善赏罚，忽略的是慎赏罚；反之，只讲轻重之别，又容易出现片面谈论慎常赏的倾向，而忽略了善赏罚。"审持二柄"，不单纯是赏罚本身的问题，重要的是政之威德与民之好恶"相须而济"，达到"为治"的目的。这才是人主应该着重考虑的大问题。
赏罚问题是体现礼刑之制的，二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礼刑论先后，这与为政执行什么路线、方针有关，因为有儒家"先礼后刑"与法家"先刑后礼"的区别。赏罚要"不妄"，则是在儒家礼治路线的前提下，讨论它的方式、方法如何运用的问题。所以，赏罚是"为治""立政"的，是为政体服务的。汉魏政论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时，常常将礼法之政与赏罚之治混为一体，纠缠不清。例如徐斡《政论·赏罚》、杜恕《体论·法》都是这样，或将赏罚当作"政之大纲"，或论法却以赏罚为主。荀悦、傅玄先后立论，都把赏罚放在为政治国之柄的地位上，这是对的。傅玄更细密地涉及到善赏罚与慎赏罚的主客观领域，讨论就深入了一步。
除了礼刑、赏罚的关系之外，汉魏政论家还特别对肉刑问题争论不休。
这就是下面我们要另外介绍的内容。
（四）关于肉刑问题
所谓肉刑，是指黥（刺面）、劓（割鼻）、剕（砍脚）、宫（阉割）、杀（杀头）这五种酷刑。据说这是上古惩罚罪犯时量刑而用之制。后来，人们理解肉刑，多指亡者刖足、盗者截手、淫者割势这些内容，"杀"不包括在里边。
荀子最先主张恢复施用肉刑。他驳斥了"治古无肉刑"之议，认为不用肉刑，无异于"惠暴而宽贼"；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荀子·正论》），乃天经地义之理。东汉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引述《荀子》中的一大段言论，极为赞成恢复肉刑，①认为"大辟"之外，"募行肉刑"，则"刑可畏而禁易避"。但是，班固之前，西汉文帝时，肉刑已废除，代之以答刑。此后，刑律虽增改，笞刑而外，或赎金，或增役，但仍然不能解决死刑（杀）与生刑（笞、赎、役等）之间的差距问题，缺乏一种中间刑，于是人们又想到了肉刑。汉末天下大乱时，一些政论家重新倡议使用肉刑，引起了持续的争议。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最先提出恢复肉刑的是崔宴、郑玄、陈纪等人。①接着，曹操执政期间，议过两次：前一次荀或赞成，孔融等反对；后一次陈群、钟繇赞成②，王修等人反对。魏文帝受禅以后，魏明帝太和初，亦① 《全三国文》卷二○，曹羲《肉刑论》曰："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则曰像天地为之惟明；察其用，则曰死刑重而生刑轻。其所驰骋，极于此矣。"① 仲长统、荀悦也是主张恢复肉刑者，《昌言》、《申鉴》里均有这方面的文字论述。② 傅玄之父傅斡也是赞成者，其《肉刑议》文今存。
曾分别议过肉刑，钟繇赞成，王朗等人反对。正始后期，又议肉刑可行与否，李胜、曹彦著文赞成，夏侯玄、曹羲、丁谧等人著文反对，论辩往返，十分热烈。③总之，汉末以来，围绕着肉刑可行与否的问题，议来议去，一直不能决定。甚至延及两晋，肉刑也还继续在讨论，始终没有实行。
关于肉刑之议，大体而言，赞成的理由有二：第一，死刑与生刑之间，应该有肉刑作为轻重之阶，这样既可使不当死而死者免死，又可使惩罚太轻而恶不止者惜身，产生惩恶止罪的作用；第二，肉刑不影响人口繁育，这在汉末以来天下调残的情况下，是很有力的一条理由。而反对的理由也有二：其一，肉刑不仁，它造成人体残缺，有违于名教，不厌于众心；其二，肉刑禁之已久，一时革旧，还不如以加重生刑的程度，或者增加律令的规定，甚至于脆以杀代刑更好一点。
曹魏时期，刑法的轻重失当问题始终解决不好。虽然魏明帝太和初改定了旧律，颁布了新律，但新律规定中增入了罚金、赎抵罪等名目，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明帝宠信左右，纵容身边小人，法律在贯彻中又出现了偏袒亲贵的倾向。傅玄评议道："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是纵封豕于坟内，放长蛇于左右也。"（《御览》卷六五二）又曰："入粟补吏，是卖官也；入金赎罪，是纵恶也。"（《意林》卷五）卖官是汉末发生的事，赎罪是魏明帝时新出的花样。宽容亲贵与入金赎罪是养奸纵恶的表现。正始时期依然如此。这样，肉刑之议再一次发生了。夏侯玄提出"杀人可也"，肉刑是断不可用的。理由是："下愚不移"，故应杀；肉刑不利于"反善"、"改悔"，故无取。①他的这番议论在当时很有影响，直到东晋时，还有人推崇夏侯玄。傅玄有关肉刑的言论，主要是针对正始后期夏侯玄等所发宁杀勿刑之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