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董仲舒从多视角、多方面区分了仁与义，但其中人与我之间为最基本的区别点，这就是上面他所说"仁主人"，"义主我"；"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正是由于有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62 页。
② 《论语·里仁》。
③ 《论语·子路》。
④ 《论语·子路》。
⑤ 《孟子·告子》。
⑥ 《孟子·离娄》。
了仁与义的人、我之别，所以才有了其他许多方面的区别：以仁治人，以义治我；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仁造人，义造我。
仁与义的这些分别，显然都同仁、义的人我之分相关，或由人我之分衍化而来，而衍化出来的这些分别中最重要的，就是仁者爱人，义者正我。此一区别比之孟子的人心、人路之别，从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来看，都更为重要。
董仲舒之所以从人我之间来区分仁义，显然是针对着当时搞乱了仁义之别，因而在统治者中出现了以仁待己、以义设人的社会风气的。如他说：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几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①正是有鉴于此，他说：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①当然，董仲舒对仁义的区分，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都有极大的意义和影响。按照他的这一仁、义道德原则的要求，统治者须对人民实行仁政，对自身则要严于律己。这就要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用以缓和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从长远来说，这无疑是有利于封建社会巩固的。
在董仲舒对"义"德的论述中，有一个非常值得赞扬的观点，这就是关于义与不义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春秋有无义战的论述：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代丧而荣复仇，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几《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仇者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①这段话我们在辞指论中已经有所转述，在那里我们着重论述了辞与指的关系，未涉及义与不义的关系。他这里所说义与不义，实际上也就是善与恶的关系。义者善，不义者恶。在以往，对善与恶、义与不义之间，绝少如此说法，大多讲善即善，恶即恶；义即义，不义即不义。而董仲舒在这里通过对《春秋》书战伐辞指的论述，指出了《春秋》之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亦即是说，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他说的虽仅是《春秋》战攻侵伐，但实际上是在普遍意义上论述了善与恶、义与不义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即阐述了善与恶、义与不义之间既对立又同一的互相依存、互相包含、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的辩证法。这是应予肯定的。
"礼"也是董氏五常之道中至关重要的一常。
按照范文澜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考察，夏"尊命"，殷商"尊神"，① 《春秋繁露·仁义法》。
① 《春秋繁露·竹林》。
而周则"尊礼"。尽管在周之前也有礼存在，但作为一种礼制，则起于周。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便证明了这一点。周朝之初，周公之所以制礼，显然是适应于周之立嫡长加分封而出现的宗法封建等级制社会关系的需要，以明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别。如《礼记》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①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②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乐记》亦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也，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由此可见，周初礼制的产生，其最终根源，乃在于周朝宗法等级制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普遍化，而礼制的推行又巩固和加强了这一社会关系。所谓礼序尊卑，乐颂恰和，正表明了礼仪制度的建立目的和作用。当然，到了春秋，这种奴隶制的宗法分封制已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这样，反映到礼乐制，便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就生活在作为周公后代封地、保存了大量礼乐典章的礼乐之乡鲁国，因而深受礼乐文化的影响，彻悟了礼乐作为人文的实质即仁，创立了以仁学力核心的儒学。基于此，他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可见，孔子所说的礼，无疑渗透着他的仁学精神，礼作为一种德，亦包含着或体现着仁德精神。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就表明了礼乐与仁的密切联系，礼乐的实质就是仁。所以礼与仁，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礼为文，仁为质。这就是孔子关于礼的最根本的观点。既如此，那么无论是周礼，或是孔子的礼，他们虽然都讲尊君，但其第一原则仍是亲亲为大。
至战国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荀子再一次把礼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②他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③此外，他还全面论述了礼的起源、礼的原则和作用以及礼的内容和各种礼仪的形式。在荀子看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必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即产生了争。而争则乱，乱则穷。这样便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圆圈。后来，因先王恶乱，所以才出来"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以礼之所起也。"④这种礼的起源说类似于西欧的社会契约论，不同的是礼由先王所立。显然这也是一种历史唯心论的解释。在荀子看来，"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⑤这三本，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师，虽然其中的"尊先祖"似乎包含了亲亲原则，但从这三本的总体来看，则已完全冲破了周礼的亲亲原则，特别是在讲到祭礼之时，荀子还说："故先王案为① 《礼记·曲礼》。
② 《礼记·哀公问》。
③ 《礼记·哀公问》。
① 《论语·八佾》。
② 《荀子·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