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 《孟子·万章》。
及远、以己推人的仁德思想来看，已经具有了以亲亲为基础的爱有差等的思想，但不明显，而在孟子那里，这一点己非常明确，虽然他也讲"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①以至把"爱人"推及于"爱物"，但他实际上把仁爱看作有差等的。例如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②加上上面他所说"急亲贤"，显然是把亲亲、亲贤一仁民一爱物，看作了有差等的仁爱。这一仁爱差等思想的提出，正好适应了由奴隶社会的血缘宗亲制向封建社会的等级制的过渡。
董仲舒的仁德思想是对先秦诸儒仁德思想的扬弃。首先，正如人受命于天那样，在他看来人之仁亦取化于天。如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顺逆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惟人道可以参天。在董仲舒看来，天就是仁的化身。天覆育万物，既化生，又养成，"事功无已，终而复始"，这一切都是为着奉养人类的。所以说"天，仁也。"而人的仁美之行，就取仁于天而仁。这就是他在《为人者天》篇中所说："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在人身上流动着的血气，是化天志而来，并具有极高的仁德。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后半段文字所说："受命天之尊"，"父子兄弟之亲"，"忠信慈惠之心"，"礼义廉让之行"，"是非顺逆之治"，等等，就正是他所说"取仁于天而仁"及"人道可以参天"的具体内容或表现。
何谓"仁"？董仲舒显然是在继承孔、盂对仁的"爱人"规定基础上，再加上他从天化生、养成万物以"奉人"而体会出天之仁民的思想，而提出了"恻怛爱人"的观点：何谓人？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诫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事也。如此者谓之仁。所谓"恻怛爱人"，即同情、哀怜和爱护人。按照"恻怛爱人"的涵义，在待人或与人交往中，便有了他所说"谨自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的仁德。正是据此，他提出了"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之法，在爱人"②。在这里，他一方面强调了爱人的仁行，另一方面也注意了爱人之仁心。他把孔孟仁德的行、意两个方面同时集于了自身。
不过，对下面这段话很值得注意：仁者，爱人之名也。酅、传无大之之辞自为追，则善其所恤远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则弗美。未致豫备之，则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则害无由起，而天下无害矣。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干将然而未行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尧舜之智，知礼之本，孰能当此。故救害而先之，明也。公之所恤远，如《春秋》美之。详其美恤远之意，则天地之间然后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选贤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盖爱独及其自身也。仁者爱人，就在于"善其所恤远"。这包括两① 《孟子·尽心》。
② 《孟子·尽心》。
③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①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② 《春秋繁露·仁义法》。
① 《春秋繁露·仁义法》。
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救害必须"早而先之"，使"害无由而起"。例如，"兵已加焉"，再往救，则不能算美，如能"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干将然而未行之时"，那才能算"美之"的。但这"非尧舜之智，知礼之本"，是不能当此的。这就叫"知明先"。第二，"以仁厚远"。这是说仁爱愈远则愈贤，愈近则愈不肖。譬如作为王者，他的仁就要爱及四夷；霸者之仁仅次于王者，所爱及于诸侯；以下安者、危者之仁所爱更近，一为封内，一为旁侧；最差的是亡者之仁，他只爱其自身。
我之所以说上面那段引文很值得注意，主要就在于其所谓仁者"善其所恤远"，特别是"以仁厚远"，从表面看似是孔、孟仁德的以己推人和由近及远思想的发挥或推衍，但若细加分析却是相反，包含了对孔、孟这种仁德思想的否定。这是以往人们所未加注意的。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第一，把这段话与孔、孟之仁加以对照即可看到，孔、孟之仁首先是爱自身和爱亲，然后才将爱己、爱亲之爱向外推开去，这样就把爱己、爱亲规定为仁德的核心内容。而董仲舒则相反说，仁者爱人"善其所恤远"或"以仁厚远"，因此，爱愈远愈贤，愈近则愈不肖，所以只有爱及四夷者才能为王，爱及诸侯者则只能力霸，而仅爱及旁侧者危，仅爱独身者亡。这实际上就把爱己、爱亲这一孔、孟之仁的核心否定了。
第二，董仲舒在《仁义法》篇中还明确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这显然就直接否定了爱已这个孔、孟之仁的核心，把"爱人"解作了爱别人，即把爱自身从"仁"中剔除了出去。为此他还举了一个春秋时期的例子：昔者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力淑人者，不爱人也。质于爱民，以下至于乌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仁？①这里所讲晋灵公的两个故事，见于《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所谓"杀膳宰以淑饮食"说的是晋灵公嘴馋，不等熊掌煮熟就要吃，因咬不动，反而用斗把膳宰（做饭的头目）打杀，并把尸体肢解，令人弃之的故事。所谓"弹大夫以娱其意"，则是说晋灵公为了取乐，竟然在大臣来朝之时，令人用弹子弹朝臣，朝臣为避弹丸，只好东奔西逃，晋灵公则站在台上观看以取乐。董仲舒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晋灵公"非不厚自爱也"，但这却不能说是爱人，当然也就不能称做"仁"。他所谓"不爱奚足为仁"，就是正面明确地对孔、孟以爱己为核心的仁德的否定。
第三，董仲舒在《五行相胜》篇中还直接否定了亲亲原则。
太公封于齐，问焉以治国之要，营荡（齐司寇）对曰："任仁义而已。"太公曰："任仁义奈何？"营荡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太公曰："爱人尊老奈何？"营荡对曰："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义治齐，今子以仁义乱齐，寡人立而诛之，以定齐国。"此太公诛营荡事，未见于史籍。此事真实与否，不关重要。关键是营荡所说仁义，爱人是有子不食其力，尊老是尊年长之妻，这里的"仁"显然还是以"亲亲"为原则的。太公将营荡立而诛之，以定齐国，由此表明了太公对亲亲原则之仁的否定。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董仲舒主张爱无差等的思想，更不是主张废除等级制。在《观德》篇中讲到官位的排列时，他主张"皆以德序"，以此来取代"亲亲"原则。但也并非绝对不讲亲亲，而是主张"德等也，则先亲亲"。
不过这里的最高原则是德，先德而后亲，甚至"唯德是亲"。这就同亲亲原则按照血缘宗法关系由近而远有了原则的区别。孟子的"急亲贤"，虽然在亲亲原则下加上了亲贤，对于单纯讲亲亲是一个进步，但他还是以亲亲为最高原则。而董仲舒提出的"皆以德序"，便否定了"亲亲"的第一原则，而把德提到了第一原则，即把仁德的高下作为排序的标准。这一点在讲到礼时再详述。
"义"列于仁之次，接着讲义。
孔子讲义经常与仁同义。义即宜，适宜、应当、合理等意。孔子认为，人应按义行事。"义即当然的准则，而此当然准则之内容为何？实即是仁。仁便是人生之最高的当然准则。依义而行，实即是依仁而行。所以，在孔子，仁与义不是并立的二德，而只是一事。"①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③"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④等等，其中之"义"，即与仁基本同义。至孟子，仁与义才有了分别，且仁与义并称，对它们各自的内涵亦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⑤"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⑥这就是说，仁，是讲的人心问题，即人存心如何；而义，则是说的人的行为问题，即人的行为准则如何。
董仲舒的义，是在区分仁、义的过程中，通过与仁内涵的对比而得到阐述的。这可以说是在孟子区分仁、义的基础上，对仁、义内涵不同的进一步阐述。当然，我这里只是就"区分"本身说的，不是指区分的具体内容。从内容来说，孟子显然是从存心和行为来区分仁与义的，而董仲舒则不同，他是从人与我、往与来、远与近、爱人与正我等不同的涵义来区分的。他的这个思想主要是在《仁义法》篇中阐述的。例如董仲舒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者，爱人之名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虽有乱世在上，莫不欲正义。奚谓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日：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之谓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