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参见《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和《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条等论述。
① 原联为吴兴蒋孟苹藏，见载1935 年12 月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联文中“姑”为“且”、“将”义，“舒”为“伸展”义。海阳为休宁古称，休宁在歙县西，汉时为歙县地，三国孙权分置黎阳、休阳二县，后避景帝孙休讳，改休阳为海阳，隋开皇十八年改称休宁。
正是中国文化中知识论传统的影响，经宋元明清七百余年间知识主义和反知识主义间的较量而最终形成的雍乾年间的学术风尚，特别是徽歙地区一贯存在的重视知识，质朴求学，讲究根抵功夫的风气，使青少年时代的戴震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音义杂论》。一进学就沐浴在渴求知识的氛围中②。聪明颖悟的戴震，很快就找到了由语言文字的意义诠释而弄懂文献的切实途径，这一读书求知的方法和著《通雅》的乡先辈方以智、著《义府》的乡先辈黄生重视经义诂雅和解释的方法极为相象，少年戴震成了乡学的知音。戴震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每一字必求透彻地弄懂字义，他似乎生来就喜欢那蕴藏着无穷知识奥秘的方块字，当私塾老师取出明代以来的字书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授读时，他乐而忘倦，三年竟能透彻地了解《说文解字》的内容。他又取来《尔雅》、《方言》及汉儒今存的传、注、笺互相比勘考究。他在理解经书中的每个字义时都要使字义合乎汉字构造法则“六书”，使文字形音义本身的解释和经书的语言实际表达双方一致，作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文字方面真正弄通，又能真正读懂经书。这种方法，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解释学途经。我国古代没有“解释学”这个名
三、师承江永
从十岁至十七岁，戴震读完了私塾。十八岁那年，戴弁携戴震客居南丰，课学童于邵武。从南丰回休宁后，大约是在乾隆七年、八年（1742、1743 年），戴弁为满足儿子求知渴望和访师心切的要求，曾携戴震前往江宁拜见同族人戴瀚。戴瀚是位时文作者，不是戴震心目中的老师。
就在二十岁这一年（1742 年），他开始从师于徽州府婺源（今属江西）
的一位硕儒江永①。江永（1681—1762）字慎修，与戴震早年的字相同，为表示对老师的钦佩，戴震悄悄地收起了自己早年的字，从此专字东原，世称东原先生。戴震和江永相识时，江永已六十三岁。共同的志趣和理想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实现着醇儒传统“同志为友”的古训。
在江、戴的师友交往中，有一天，江永列举天文历算中的一些问题试问戴震，并告诉他说：“这些问题我本人已积疑多年了，一直未能解决，你能试试看吗？”戴震仔细看过以后，便将这些题目一一剖析，详加演算，越算越带劲，多年疑团，豁然而解，很快就把运算结果交给了江永。江永认为解题的思路十分清晰，所得结论正确可靠，十题中至少有九题可作定论②。戴震著书立说，凡引江永之说处，一般称“同郡老儒江慎修”。有人据此称呼以为戴震是“背师盗名”。这是不合实际情形的。“老儒”一词没有贬义，意即“饱学宿儒”。对戴震与江永系问题上的指责，归根到底还是通在《水经注》公案上③。魏源在《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中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逢蒙、齐豹①为一人。”张穆（1805—1849）在《方牧夫寿序》中说：“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也曾指斥戴震对江永未尝笃“在三”（父、师、君）之谊，仅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晚近胡适在详考戴著以后，指出戴著中只有两处叙述古音历史时没有称“先生”，不仅不是大不敬，反而格外尊重。一处是《声韵考·古韵》中说及郑庠、顾炎武、江永三人的古韵分部时说：“郑庠作《古韵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近昆山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更析东、阳、耕、蒸而四；析鱼、歌而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据《三百篇》为本，作《古韵标准》??"②。另一处是在《六书音均表序》中也称“吾郡老儒江慎修”③。而这两处中对郑庠、顾炎武都是直呼其名，对江永既称“老① 这里采用段玉裁《戴震年谱》中的说法。胡槐植先生认为，戴震师事江永“早则在二十四岁（1746 年）以后，迟则相聚于汪梧凤家之时（1752 年）”（见《戴震在徽州》一文）。② 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
③ 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① 逢蒙：古代替射者。《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界，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齐豹：眷秋卫大夫，为求名而杀卫侯之兄絷。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三十一年，《左传·昭公三十一年》：“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杜预注：“求名而不得也。（昭公）二十年豹杀卫侯兄，欲求不畏强御之名。”
② 这段文字在《答段若膺论韵》中仍称“江先生”，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89 页。③ 参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9 页。
儒”，又称字（按：古人称字为尊称）。胡适还指出，戴震《考工记图》、《顾氏音论跋》、《答段若膺论韵》三篇著作中称江永为“先生”有14 处，加上其他几部书，共22 处之多。胡适以其考证结论为题，写了著名的《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一文④，为戴震辨诬。至于说到称“先生”而不称“师”，在乾嘉年间，称“先生”更为时尚，格外尊重，段玉裁终身服膺戴震，著《戴震年谱》时，亦无有称“师”者，满纸皆称先生，是为明证。
学术平等和学术民主，是乾嘉学派倡导的一种学术风尚和学问道德。“所见不合，则相辩洁，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①。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一文，是专门辩论文字学中的转注问题的。当时江永误把转注看作字义的引申，言假借也不甚明确，并混淆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后两书（转注、假借）的界限。江永说：“本义外，展转引申为他义，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则为假借。”针对江永老师的误解，戴震区分了字义引申和文字上的“六书”，区分前四书和后两书是体、用关系。江永得戴震论小学的书信后，十分高兴他说：“众说纷坛，得此论定，诚无以易。”②评介江永，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尊敬老师的态度和师友同道的学术平等精神。江永谢世，戴震万分悲痛，随即写了《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评介先生的功业，将江永在学术上的成就公之于世。《事略状》成为后来研究江永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之一，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永》和《清史稿·江永传》主要是按《事略状》概述的材料写成的。
戴震认为，江永治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读书好深思”，从而在天文学上正确地阐明了太阳年（回归年）中的定气时刻的春分点的确定仅以太阳视位置的高低为准，岁差引起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当时，宣城梅文鼎对所谓“岁实消长”问题还无定见。所谓“岁实消长”实际上是指回归年与岁差的关系问题，回归年是指太阳圆面中心相继两次过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为365 日5 时48 分46 秒，这个数值是要变化的，每百年减少0.53秒，变化的原因是因月球和太阳对地球的摄力引起地轴的进动，从而引起春分点的变化（后人计算出春分点向西缓慢运行，速度每年为50〃.2 约2 万5千8 百年运行一周，叫作岁差）。由于春分点的变化，就会引起回归年的节气问题的恒气和定气的讨论。恒气是把一个回归年（岁周）平均分为二十四等分，以对应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得15.22 日，因为是均分，所以又叫平气。后来又因恒气与实际情形不符，改用定气，即以太阳在黄道上所在的确定位置为准，自春分点算起，黄经每隔15 度为一个节气，但由于太阳在黄道上每天移行的快慢不均（因为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所以每一节气的日数并不一样，夏至前后，太阳在视运动轨道黄道上移动速度慢，一气达十六日之多，冬至前后，太阳移动速度快，一气只有十四日之多。虽计日不一，但却能表示太阳的实际位置，且使春分、秋分一定在昼夜平分的那一点上，故称定气。针对梅文鼎的疑问，江永说：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④《胡适手稿》第一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 年2 月影印本。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中华书局1954 年本，35 页。
② 见《戴震年谱》，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7 页。
寡不同；高冲为缩未，盈初之端，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当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犹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与彼月，多于朔策几何，少于朔策几何，俱不计也①。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江永的这一解释不乏可取之处。作为十八世纪中叶对著名天算家梅文鼎疑虑的校正，无疑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江永立论的一个基本点是：地球上的人一年四季看到太阳的位置不同，形成一种叫黄道的视运动轨迹。这一天体运动观测的视角是有实际作用的。黄道视运动轨迹不过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人们为了研究天体，设想以空间的任意点，一般是以地面上观察者为中心点，以无限长半径作出一球面而形成天球或称天穹，黄道就是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面。在人们的视运动中，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即一个回归年，其值不变。江永谓“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一语正是指回归年周岁值不变。然而由于岁差，回归年的长度又是要变的（“岁实消长”即此意）。岁差理应从天体运动的实际情形中得到说明，因为岁差是由太阳和月球等对地球的摄力造成的。江永仍然立足于黄道视运动来解释之，这本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岁差本来就可分日月岁差和行星岁差两种，前者被看成太阳和月球的摄力引起地轴进动造成的，后者则被看成是行星引力产生的黄道面变动引起的。江永在解释因岁差造成的春分点的变动继而引起节气的定气时，仍以黄道圆面上的太阳视位置变化为准，并引用了西方天文学中的本轮，均轮之说。古代西方的地球中心说的同心球理论除了过于复杂外，还和观测到的事实相矛盾。例如该理论要求天体同地球永远保持固定的距离，而金星、火星的亮度经常变化，这正说明它们同地球的距离不固定，又如日食有日全食、日环食，也说明太阳，月亮同地球的距离也在变化。为克服同心球理论本身的困难，古希腊人设想出行星在自己的轨道本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而本轮的中心又在另一个圆周均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这样行星和地球的距离就会有变化，通过对本轮，均轮半径和运动速度的适当选择，天体运动可从数量上得到解释性的说明。此外，他们还设想，太阳的不均匀性运动可用偏心圆来说明，即太阳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但地球不在这个圆周的中心，而是稍偏一点，这样，从地球上看来，太阳不仅仅作匀速圆周运动，且因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近地时转得快，远地时转得慢。本轮、均轮理论到了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约90—168 年）著《天文学大成》时作了系统概括，成了他的宇宙地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问世，托勒玫体系才破产。本轮、均轮之说在西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哥白尼之前仍然是地心说同心球理论有很大的市场，哥白尼以后是日心说占统治地位。开普勒（1571—1630）总结出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1642—1727）万有引力定律都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广泛传播及获得巩固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本轮、均轮之说传到中国，引起了十七世纪中国天文界的广泛兴趣，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 年）开始编撰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本轮、均轮之说。该学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过了西方本上，最重要的原因是该学说也是以地球上的人们观测到的天体视运动为基本立足点的。甚至可以说本轮、均轮之说就是为说明行星视运动现象而制定的（但错误地把视运动说成①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27 至228 页。了天体运行的本来情形），而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太阳视运动的轨迹黄道视路径为观察对象的做法完全一致，江永、戴震当时都接受了本轮、均轮之说。与其说当时我国天文学家从托勒玫体系去接受本轮、均轮说，倒不如说移用了这一术语，而实质性的理解仍然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传统的视运动理论。江永在校正梅文鼎之说时引用本轮、均轮的说法，其实质仍然是以黄道视运动说天体运动的情形。他说：“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视行。”这不过是以本轮、均轮来解释黄道 视运动轨迹。果然，下文“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一语，与上文“日平行于黄道”相比较，“本轮之心”等于是用以指称“黄道视路径”的，前者是后者的代名词。至于江永所说的：“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寡不同”一语，完全是以黄道视运动说天体的实际运动情形（以投影说本体），以明二十四节气实际上的定节气间隔时刻多寡的不同。本来这“定气时刻多寡的不同”是因太阳视位置的变化引起春分点的不同造成的。与岁差的关系，江永不是不知道，早在晋代（公元330 年前后）虞喜就发现岁差，得出“五十年退一度”的结论。到祖冲之（429—500）编制《大明历》，已详述岁差的计算方法，江永不会不知道这些，但他强调的仅仅是借助于本轮和均轮之说，其实是黄道视运动的复杂情形来说明定气时刻的变化：“高冲为缩末，盈初之端，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高冲”云云，其实就是指太阳所在位置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针对梅文鼎言“岁实消长”，在计算走气时，江永主张：“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岁差引起的回归年（岁实）变化毕竟很小，在实际计算时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