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服恢复唐制，但比唐代的“品色衣”等级的差别更加明显。这与朱元璋夺取政权后，改变农民立场，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有关。
官服中最高等级的冕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亲王等皇室成员专用。冕服用于祭祀或朝会等大典。明初冕服一如传统形制，洪武(公元1368—1398年)初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曾有几次变更，只是在质料、花纹位置上作些调整。历次改变，都使规定更加具体，制作也更为考究。明代冕服与前稍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原冕服下裳的前三后四改作连属一起如帷幕的式样；二是规定所绣日、月的直径为五寸；三是用黄玉作充耳；四是将古制的五彩玉旒改为七彩玉珠，又将火、华虫、宗彝绣在袖上，日、月、龙绣于两肩，星辰、山绣于后背等等。皇太子在陪同皇帝祭祀天地、社稷、宗庙，以及大朝会、受册等重大典礼时，也服衮冕，但较皇帝次一等，衮服用九章纹，冕为九旒，旒用九玉。世子衮冕又次一等，为七章、七旒。旒上所用珠玉的质料、色彩都稍有不同，以示区别。
皇室冠服，还有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燕弁服等，用于不同的场合。以上冠服，由于时代不同，也略有改变。如武弁服，在明初时用于皇帝亲征或遣将，以后就不多用了。几种冠服中用途最多的是常服，常服为折角向上的乌纱帽，盘领窄袖黄袍，袍的前后及双肩各绣金织盘龙，金、玉、琥珀束带。因乌纱帽折角向上如“善”字，后名“翼善冠”。与唐代相比较，明代“翼善冠”要简化得多。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这种冠的实物，是明十三陵中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金制翼善冠。全冠用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上面镶嵌两条金龙戏珠，姿态生动，制作精致，体现着皇帝的尊贵及特权地位。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更定燕弁服，作为皇帝燕居休闲的服装。世宗朱厚熜[zong总]认为，古代的玄端上下通用，有失皇帝威仪，于是告谕礼部：“今非古人比，虽燕居，宜辨等威”(《明史·舆服志》)。后更名“燕弁”，寓有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的意思。燕弁服的冠匡如皮弁，用乌纱为帽，全帽有12瓣，各瓣间压以金线，帽前装饰五彩玉云，帽后列四山，朱缨，双玉簪。衣服仍如古玄端式，两肩绣日、月，衣前盘一圆龙，后面盘二方龙。同年，在燕弁服的基础上制定保和冠服，作为亲王、郡王、世子等燕居时的服装。保和冠乃是明代的创制，但也并未脱离传统的冠制体系。
翼善冠(明宪宗像)
明代的文武官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
祭服，最为尊贵，只用于祭祀的特定场合。明朝初立，学士陶安即请制五冕。朱元璋认为古制太繁，于是删繁就简，规定皇帝“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制定品官祭服。一品至九品都是青罗衣，白纱中单，黑领黑边。赤罗裳，赤罗蔽膝。冠带、佩绶等都依朝服品级。
朝服用于大祀、庆成、正旦、颁诏等国家大典。戴梁冠，穿赤罗衣、裳，佩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明延宋制，也以冠上梁数划分等级。公冠为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后玉蝉。侯七梁，笼巾貂蝉，前后金蝉，其余皆少于公冠一等。伯为玳瑁蝉，其余较侯再减一等。都插雉尾。驸马与侯相同，但不插雉尾。梁数之外，官员所佩的带、绶也是区分品级的标志。官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用玉，绶用云凤四色(黄、绿、赤、紫)花锦。二品，冠六梁，犀革带，绶同一品。三品，冠五梁，金革带，绶用云鹤花锦。四品，冠四梁，余同三品。五品，冠三梁，银革带，绶用盘雕花锦。六品、七品冠二梁，银革带，绶用练鹊三色(黄、绿、赤)花锦。八、九品冠一梁，革带用乌角，绶用鸂鶒[xichi西翅，一种水鸟，色多紫]二色(黄、绿)花锦。御史冠用獬豸。所拿的笏板，一至五品用象牙，六至九品用槐木。
公服用于早晚朝奏事、侍班、谢恩、见辞等，以后改为常朝时穿便服，只在初一、十五朝参时穿公服。这种服制为盘领右衽袍，袖宽三尺，用纻丝或纱罗绢制作。袍服颜色，一至四品为绯色，五至七品为青色，八至九品为绿色。按品级绣织各种大小不同的花纹。八品以下官员的公服没有纹饰。穿公服时，头上须戴幞头。
明代官员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