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 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 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 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 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 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 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 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 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 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Ｂ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汉糊糊的“负责人”，干 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 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 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 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 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 ××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 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 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 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 我。恰巧Ｔ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 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 但到Ｔ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Ｂ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 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 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 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 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Ｔ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 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 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