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干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 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 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张老师写无头贴子时没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 天，村里的公安员忽然也来找我借墨水，我还纳闷，公安员怎么跑来找我借墨水？看来这是 找证据了，真是可怕！
这当兵的学生又问：“前一个月军区有人找您谈过话吧！”
我说：“是呵，是位特派员，人很和气，问挝我的家庭历史，还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 怎么？”
他说：“哪是什么特派员，那是军区保卫处的！现在咱部队内部又搞反特，审查旧案 时，从张老师那特务案里发现到您。本来那天是打算把您从医院逮走的，听说跟您一谈，觉 得您不像特务。当时我正在医院保卫组办事，听到这消息的，为您捏把汗，那可是说逮您就 逮您呵！”
这正是大冬天，天却不冷，可我浑身哆嗦，连牙也“得得”地直打颤。过度的恐惧之 后，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这些多年来一直爬在我背上这魔怪翻过来，看看它究竟都是些 什么东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摆在党组织面前，叫他们一个个细胞都瞧个透，说说我到底 是敌人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股热辣辣的情绪过去，我茫然了，我无力证实自己！我像 被抓在一个巨大的铁掌中，无辜地身不由已地听任它的摆布。
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随军到达白洋淀，《前线报》社也在那里，他们人手不 足，恰好我是这家报纸的老作者，社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叫我去组织部换信，我 好高兴，但一换信又麻烦了。非但《前线报》社没调成，反把我送到军政干部学校的整党 班。所谓整党班并非都是党员，而是把有问题的人弄去解决问题。我还挺天真，以为像唱戏 《三堂会审》加样，一问一答，把问题弄清就了结，谁知那里边是叫有问题的人互相整。整 你时，把你的问题告诉给别人，整别人时把别人的问题告诉你，谁都想争取表现，搞得很 凶。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小伙子站岗，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怀疑我什么？ 我冤得很，对革命从无二意，怎么总拿我当敌人呢？”
这小伙子是农村人，很实在，见我也实在，他就挝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扫荡时，在老 家的雪地上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对一个保卫干部 说，你盼望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还有，你是不是给你老婆写过信，说傅作义的部队要突袭 河间，人家怀疑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敌人的行动……”除这些，他还说了我许多许多事。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 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 员出差办事。他挝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 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 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 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 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 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 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 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 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 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 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 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 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 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