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 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 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样地荒唐。重 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 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 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 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 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 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 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 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 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 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 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地思念 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 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 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八四年我中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 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 立异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 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 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 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 到，而且经常级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 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 阴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 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 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 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 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 们已经开始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小说了。
这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 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我离开学校是狠灰溜溜的，学 校的领导在我欲调未调时期，总是用很关怀的口气问我，小童，什么时候调啊？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好人，尽管小节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讨人 喜欢。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 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八六年下半年， 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 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 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 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 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 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 身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