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 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 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 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 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 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 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 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 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 反革命标语了？是… ”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 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 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 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 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 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 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 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 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 来：
“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 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 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 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 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 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