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如芝菌生，浩如江河来。
文笔且犹然，何况著述才。
玄言王弼谬，卖饼公羊哀。
逃虚诗喻禅，破道文类俳。
陋乃理之贼，碎乃文之灾。
吾闻南华经，风积必待培。①
张之洞强调“中国文章不可不讲”，“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②他卓有见解地提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③他主张文章应“有意、有词，有气，有势，有声，有色”，“通乎上下，意笔为先”。④文体不同，要求亦随之而异。“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⑤至于时文，则宜“清、真、雅、正”⑥。无论何种文体，均应“先求法变可观，再议神明变化。”⑦张之洞于诗亦多有论述。他认为：“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赅括前人众论学诗者。”⑧诗家所忌，因体而殊。“五古忌散缓垛积，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节饤饾，绝句忌剽滑。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⑨对于试律诗，之洞提出“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四条标准。在诗学理论方面，之洞不赞成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好孤峭、主性灵之说，而认为“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他批评”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①以此为据，在诗家评骘上，之洞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己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②
另一方面，之洞又贬抑风格险怪、词句苦涩的李（贺）诗和贾（岛）诗：“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③他还批评黄庭坚：“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④。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卞，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①之洞认为，”全史浩繁”，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②“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③对于史论之作，之洞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④，又品评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⑤。他还批评“本朝史学家搜考亦极繁细，然亦稍有贪多识小之弊”⑥。
相对而论，在诸多学术门类中，之洞于版本目录学见识为精，贡献尤大。
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洞因作《书目答问》“以告初学”⑦。此书于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七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一万另二百五十四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汪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①《书目答问》的选录标准是：
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②《书目答问》共收录典籍二千二百余种，学术精要之作。基本网罗。又于每一种书目下列举若干重要的、通行的版本，加以简要切当的比较，以为初学者指点要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