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着重在思想与人格的层面上讨论，阮籍在历史上有如何的影响；历代人们对他有怎样的评价；今人应该对他作出什么样的估价？至于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及评价问题，由于与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关系不大，就只好存而不论了。
一、阮籍的历史影响
阮籍的思想有早期与晚期之分，要说明阮籍的历史影响，不可不注意这一问题。对于阮籍的早期学术思想，明人张傅曾作过高度的评价："嗣宗论《乐》，史迁不如。《通易》、《达庄》，则王粥、郭象二注，皆环其内也。
以此三论，垂诸艺文，六家指要。网罗精阔。"（《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乐论》、《通易论》属于阮籍早期儒学方面的著作，《达庄论》属于阮籍晚年玄学或道家之学方面的著作。张傅评价是否合适，另当别论，但他注意到井指出了《乐论》、《通易论》的学术思想价值，可谓是有独到之见的。
此外，历史上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阮籍的学术思想的主要成就是在其晚年，而不是在早年。他晚年那种向往自由的、庄子式的思想旨趣，特别是那种做物轻世的狂放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简直使早年的阮籍显得暗淡无光。很自然，阮籍在历史上发生实际影响的，主要是他晚年的学术思想及人格形象，而不是早年的学术思想及人格形象。因此，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也应该把镜头对准在晚年的阮籍身上。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其影响之大，正如干宝《晋纪总论》所指出的："学者以庄、老为宗，谈者以虚无为辨。"就横面而言，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就纵面而言，它不仅支配了魏晋南北朝，甚至对后来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玄风"的盛行与影响，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玄学家作用的结果，而应该视为是所有玄学家"合力"所发生的社会效应，在这个"合力"效应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包含着阮籍的"分力"作用。我们所要着重指出的是，阮籍作为一个重要的和个性鲜明的玄学哲学家，显然又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影响与作用。
裴頠在对他之前的玄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时指出："是以立言借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晋书·裴頠传》）裴頠第一句话指责的是玄学士人那种崇自然而贬名教的玄学理论或玄谈，后两句话指责的是玄学士人仕不事事及毁弃礼俗的旷达行为或生活情趣。裴頠很确切地概括出了"玄风"的实际内容。但需要指明，尽管魏晋时期的玄学家都有崇尚老庄的倾向，但在不同的人那里，他们的思想旨趣和生活情趣并不完全相同，有人注重的是玄学的理论，有人则注重的是玄学的实践，从而表现为超世绝俗、旷达狂放的生活情趣或行为。据此，今人通常把玄学家分为玄论和旷达两派，认为何晏、王粥等人是玄论派的代表，阮籍与嵇康是旷达派的代表。①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例如，《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但就其基本的学术思想倾向看，他与何晏、王弼确有不同，他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对于概念的逻辑分析和哲学体系的建构方面，而注重的是一种旷达超脱的生活行为，表现为由玄学理论到行为实践的外化。也许正由于此，阮籍对于历史的影响，除了表现在玄学理论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近人刘师培正确地指出："两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① 范寿康认为，清谈分名理与玄远两派。玄远派内部又有尚理论的玄论派与重实践的旷达派之分。见《魏晋之清淡》第5 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
文，惟法其行。"（《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是阮籍对于历史影响的一个重要特征。
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肉体的纵情享乐。王隐《晋书》说："魏未，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鳃、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世说靳语·德行》注引）这种过分的放荡无羁的生活态度，不仅引起了当时儒学正统派的批评，甚至遭到玄学名将乐广的讥刺："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据史书记载，除了上述诸人之外，还有山简、阮修、毕卓、羊曼、光逸、阮孚、庚敳、张翰等人，也表现了一种纵情肆欲的生活态度。史书中有不少关于他们生活趣闻的记载。如，山简为荆州太守时，每临高阳池，未尝不大醉酪配而归，时人为之歌云："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世说新语·任诞》）阮修为阮籍从子，不喜与俗人应酬，"常步行，以百钱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世说新语·任诞》）毕卓与胡毋辅之交好，也十分好酒。据说，他任吏部郎时，饮酒废职，甚至乘醉偷窃他人藏酒，主人执而缚之，知其为吏部郎，于是释放了他。毕卓又与主人一起痛饮，醉酒而去。他自称自己所奉行的生活准则是："一手持蟹螫，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及注引《晋中兴书》）谢鲲以戏挑邻家女子，被邻家女子投梭而折断两颗牙齿，世人为之谣说："任诞不己，幼舆（谢鲲字）折齿。"（《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邓粲《晋纪》）
西晋时期的贵游子弟，其放荡行为大都类此，与林下之风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这些贵游子弟的狂放，只是追求肉体快乐的借口，他们并没有阮籍等人那样的生活感受，也无阮籍等人那样的玄远精神境界。他们仿效竹林名士之所为，只不过得其皮相而已。难怪戴逵批评他们说："元康之放，无德而折中者也。"（《晋书·戴运传》）但无论如何，我们不是从元康旷达派人士的身上，可以清楚地发见阮籍的影子吗？
在元康诸人那里，似乎也有个别人接近"大道之本"，得竹林之风的精髓，如张翰就是一个。《世说新语·任诞》载："张季鹰（张翰字）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同书《识鉴》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椽，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意尔，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刘孝标注引《名士传》说："司马齐王同辟（张翰）为东曹椽。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翰以疾归。"这个齐王司马阀便是西晋未年参与"八王之乱"的重要人物之一，后兵败被杀。可见，张翰"纵任不拘"，乃旨在"适意"，追求精神的逍遥；他纵酒狂放的生活态度，也旨在避祸，保全自己，这与元康时期那批贵游子弟单纯追求感官快乐是有所区别的，怪不得时人要称之为"江东步兵"了。
晋室南渡，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一代，清谈之风更盛，而纵情放荡的习气似乎稍有收敛。当时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对于永嘉年间的大乱，西晋王室覆灭的惨痛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识到仕不事事、放荡无度的生活态度的极大危害。例如，应詹在给元帝的疏奏中以沉痛的心情指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远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于此也。"（《晋书·应詹传》）卞壶也对贵游子弟专事放达的生活习气，在朝庭予以激烈地抨击："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晋书·卞壶传》）但积重难返，那股放诞之风并没有止息，整个东晋一代，其风仍很盛行。《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嵇康、山涛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孝标注引孙盛《晋阳秋》说："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孙盛为东晋时人，他所生活的时代距魏未之世将近百年。
据孙盛的说法，竹林七贤所掀起的那股"玄风"，在当时社会上仍然有强烈的影响。从内容上看，这股"玄风"的影响不是在玄学理论方面，而是"肆意酣畅"的那种纵放无羁的行为或生活情趣。
东晋既亡，降及南朝，"玄风"似远不如以前兴盛，但其影响依然存在。
《宋书·羊玄保传》载，太祖赐羊玄保二子名曰咸曰粲，对羊玄保说："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之风"。《南齐书·张绪传》载，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何尚之传》载，何玄之称王球"正始之风尚在"。据北齐颜之推说："洎于梁世，兹风复阐。??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宏正奉赞大献，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颜氏家训·勉学篇》）所谓"兹风"，即系指魏晋之世所煽动起来的"玄风"。照颜之推的说法，在有梁一代，"玄风"又复隆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只要"玄风"存在，我们从中就依然可以看到阮籍的独特影响。例如，南朝陈郡袁氏以玄学著称者有袁豹、袁淑、袁粲、袁彖、袁宪等。据史籍记载，袁粲"负才尚气，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负郭，每杖策逍遥，当其得意，悠然忘反。"（《南史·袁湛传》）其生活态度与阮籍非常相似。又《南史·周朗传》载："朗少而爱奇，雅有风气。??朗寻丁母忧，每哭必恸，其余颇不以居丧常节。大明四年（460），上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诏曰：'朗悻礼利口，宜合剪戮??'"。所谓"利口"，当指周朗善于清谈。周朗的行径，与阮籍更为相似，简直是如同出一辙。袁桨、周朗的思想旨趣与生活态度，史书上没有明说为林下之风所染，也没有说受阮籍的影响，但不难发现其问有某种渊源关系。
阮籍的影响，甚至远播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例如，公元386 年，羌人姚苌取代荷秦，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公元393 年，姚苌之子姚兴即位。
这个时期，关中地区较为安定，学术文化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玄学也在思想界发生影响。当时士人里就有人很欣赏阮籍那一套旷达纵放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