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姚兴载记》载："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北魏时期的洛阳深受"玄风"的影响，士人不但学风祖述南朝，而且也有人极力模仿南朝名士的生活态度，以玄远放达为高。《北史·邢峦传》载：邢劭"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邢劭与阮籍等竹林七贤的行事相似。又《北史·薛辩传》载：薛孝通外兄"裴伯茂性豪俊，多所轻忽。??孝通以裴宏放过甚，每谓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乐毅？'盖自许经论，抑裴做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魏书·文苑传》载，裴伯茂曾作《豁情赋》，其序略曰："故复究览庄生，具体齐物，物我两忘，是非俱遣，斯人之达，吾所师焉。"虽然薛孝通反对裴伯茂仿效阮籍、嵇康，但这正从反面说明了他们对后世的影响。裴伯茂对薛孝通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作出回答，但从他爱好老庄的学术态度，以及他那种"宏放自若"、轻世做物的生活情趣，也很容易看出他是很推崇阮籍的，至少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阮籍的痕迹。
北魏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国。东都邺下的"玄风"较之北魏时洛阳似乎更为兴盛，士大夫的生活习气也有颇类阮籍的。北海王听乃前秦名相王猛的玄孙，非常喜欢"清言"，其弟王晞"性闲淡寡欲，虽玉事鞍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阎，未尝以事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邀游，登临山水，以谈宴为事，人士谓之'方外司马'。"（《北史·王宪传》）史书没有明确他说王晞与阮籍的关系，但由王晞那种身在俗务，而心追自然的处世态度看，与阮籍十分相像。赵郡李元忠风流倜傥，他公开声称以阮籍为师。史载："元忠虽处要任，初不以物务于怀，唯以酒色自娱，大率常醉。??每言宁无食，不可使我无酒，阮步兵吾之师也，孔少府岂欺我哉。后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卿，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故。"（《北史·李灵传》）西魏虽然不及东魏"玄风"盛隆，但士人也深受时代风尚的影响。
特别北周平定巴蜀，吞并江陵后，大批南朝士族入关，直接影响了长安的学风与生活风尚。例如，长安京兆人韦晞的生活情趣就颇似阮籍等林下名士。
《北史·韦孝宽传》载：韦晞"志尚夷简，澹于荣利。??前后十见征辟，皆不应命。??所居之宅，枕带林泉。复对玩琴书，萧然自逸，时人号为'居士'焉。"周明帝也"号之曰'逍遥公，"。又《续高僧传》载：释亡命，原为南朝后梁僧人，后入北周长安，他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态度也颇类玄学名士："吟啸丘壑，任怀游处。凡所凭准，必映美阮嗣宗之为人也。"这条史料可以说明，阮籍的影响已经不止限于世俗之士及其世俗生活，而且波及到佛教领域及佛教僧徒的生活。
由上所述可知，从魏晋之世到南北朝终的数百年间，阮籍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阮籍最主要影响是他的那种宏放旷达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或行为，士大夫对阮籍发生强烈兴趣的也主要在这个方面。
这无疑是阮籍历史影响的一处重要特征。阮籍的这种历史作用，似乎仅是一种"行为"，没有多少思想价值或文化价值可言。实际上，"行为"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或说是某种特定思想观念的外现，在其背后隐含着儒道两种文化体系或思想体系的矛盾，反映着自然与名教之辨这一特定的思想内容。只不过它不是以哲学理论的形式，或说以"辩名析理"的逻辑形式来表达时代的精神，而是在感性或行为实践的层面上透露出当时士大夫的理想、信念、追求。名士式的生活态度固然不像玄学理论那样可以提高或锻炼人的思维能力，但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生活的映现形式，它与玄学理论具有同等的思想文化价值。
隋统一中国，南北分割的局面宣告结束。玄学文化所依附的经济、政治不复存在，因此，玄学旷达派名士的那种虚无放诞的生活情趣或行为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现象也随之收敛，似乎在社会上再也难以掀起狂涛巨澜，但封建专制主义只要存在一天，或许再加上人的本性似乎是夭生追求自由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仍然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和影响。陈柞明说："阮公《咏怀》，神至之笔。??悲在衷心，乃成楚调；而（陈）子昂、（李）大白同为古诗，共相仿效，是犹强取龙门愤激之书，命力国史也。"（《采菽堂古诗选》卷八）这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评论陈子昂、李白诗作与阮籍《咏怀诗》的渊源关系。陈柞明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可暂且置之一边，但就李白的行事或生活情趣，确与阮籍有相似之处。史书上说："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有超世之心"，后因政治上的失意，于是"浪迹江湖，终日沈醉"。（《全唐诗》李白诗题首）李白一生蔑视权贵，不以礼自守，颇具阮籍式的狂放简做之气。其《嘲鲁儒》诗云："鲁儒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中。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这与阮籍在玄学二论及《咏怀诗》第六十首中对礼法之士的丑陋、虚伪、无能的揭露，真可谓是异曲同工。李白《赠闾丘宿松》诗云："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李白与阮籍一样，一生政治上失意，他可能是深测"主人之情"的。李白诗里屡有讽诵阮籍之句，说明他对阮籍的故事是十分熟悉的。以上的这些情况，虽然还不能肯定李白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就是仿效阮籍，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
阮籍对后世的影响，从下文所说的历代对他的评价中也可以得到说明，所以这里就不再详说。需要进而指明的是，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以及由此所构成的那种特定人格形象，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经过历史长期的沉积，似乎演变为一种"离经叛道"的人格典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态，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人格典型，我们固不可以说他就是阮籍以文学形象形式的再现，但在他身上确实可以看到阮籍的影子。《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别号"梦阮"，所谓"阮"即是指阮籍。他的挚友敦诚给他的赠诗称："步兵白眼向人斜"，追忆他的诗句也有"狂于阮步兵"，认为曹雪芹为人处事的狂捐态度极似阮籍。①这说明，曹雪芹与阮籍的思想旨趣或生活情趣大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也许正由于此，在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苦心孤诣所塑造的贾宝玉这个文学典型身上，可以处处看到阮籍的思想及人格的遗传基因。《红楼梦》开卷不久，就借贾雨村之口，把"天地生人"分为三个类型，即除了"大仁大恶"两类之外，还有一类："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第二回）曹雪芹把阮籍与贾宝玉都归于第三类。《晋书》本传称阮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阮籍"痴"于情性之真，心灵之自然。
贾宝玉的人格形象也是"痴"，他"情痴情种"以至于"乖僻邪谬"，完全有异于世俗之情。我们从贾宝玉对待女孩子的同情、爱怜的纯真态度，不能不使人联想阮籍对待"邻妇"和"兵家女"的态度；从贾宝玉不喜贺吊往来，厌恶与俗人作庸俗的应酬，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对人善作"青白眼"；从贾宝玉不愿格守父师所训，讽刺"仕途经济"之士为"利禄蠹虫"，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蔑视礼法及其对礼法士君子的激烈批评??所有这些，除了说明曹雪芹深受阮籍的影响外，同时也可以说明阮籍的生活情趣及其人格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意义。
① 参见周策纵为周汝昌《曹雪芹小传》所作的《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年版。
二、历代对阮籍的评价
（一）阮籍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
阮籍的身后，是很受一些人的景仰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阮籍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对阮籍评价的意义。据梅子的《新论》所说，阮籍是"命世大贤"。（《意林》引）这种说法，大概代表着晋人对阮籍所作的一种评价。魏晋六朝设立"九品"制。照南朝梁人皇侃的解释："就人之品识，大别有三：谓上、中、下也"。上、中、下又各细分上、中、下，共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上上则是圣人"，"下下则是愚人"，其余则可通称为"中人"。（《论语·雍也》皇疏）第二品的"上中"位于"中人"之冠，仅仅次于"圣人"，其次第处于汉唐时人们所常说的"亚圣"或"大贤"地位。魏晋选举人才采用"九品"的标准，一品相当于"圣人"的品位，二品相当于"亚圣大贤"的品位。
当时品评人物，也以九品为标准，其中"亚圣大贤"是对士人的一种估价，它相当于选举制九品中"二品"的位次。在实际的品评人物的活动中，由于圣凡区别严格，即令帝王之尊，将相之贵，也没有人敢企及"圣人"的称号，圣人似是一纯粹理想之物。因此，"亚圣大贤"对于士人来说，可以说是最高的实际企慕的目标，也是对世人一种最高的评价了。①如，《世说新语·言语》载孙放语："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又同处注引《孙放别传》载孙放语："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当时孙放仅是个八岁的孩子，他尚且知道圣人难慕而企求"大贤亚圣"，成年人的想法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尽管魏晋士人多崇尚老庄，但还很少有人敢于把他们公开抬高到与圣人平等的地位。人们最为普遍的看法是"老不及圣"，②认为孔子是圣人，而老子只不过是"上贤亚圣"或"大贤"之人。③可见，当时人们把阮籍视为"命世大贤"，这种看法无论是否恰当，但无疑这是一种不能比之再高的评价了。这种评价，似乎也为后世的一些人所接受。
例如，明人靳于中盛赞阮籍人品之高尚，称他为"命世大贤"。（《阮嗣宗文集序》）靳于中的说法，大体上可以认为代表了两晋之后一部分人对阮籍的看法。
阮籍是竹林七贤或竹林名士之一。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不仅企慕"亚圣大贤"，而且，似乎"名士"称号也是他们普遍向往的目标。学术界有人指出，当时"名士"的品位也就是"亚贤大贤"的品位。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竹林名士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应该具有"亚圣大贤"的崇高地位。问题是否如此，可以暂且不论，我们所要着重指明的是，竹林七贤同作为"名士"的品位，其中以阮籍与栋康的声价最高。
《世说新语·任诞》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这里明确地把阮籍排在首位，嵇康次之，山涛居第三位，余人皆在三名之后。
《名士传》排列的次序为：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