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出世与入世，超然与参与之间徘徊摇摆，仿惶无主。嵇康与阮籍所面临的问题相同，他们的内心世界有相似的感受，这是毫不奇怪的。
但二人的人格形象，又各具自己的特点。第一，在阮籍那里，"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多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而在嵇康那里，似多有政治色彩。《晋书》本传载，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文士传》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做物，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世说新语·雅量》注引）钟会之说，大概不全是妄语，而是有所根据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公开表示与司马氏决绝。嵇康的《管蔡论》也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文章：①"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政，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所以讥切司马氏也。安得不被祸也。"（《张采《汉魏别解》）这两条史料可以说是钟会语的注脚。这说明，嵇康不是毫无政见而一味顺世俗而生活，在超脱政治生活的另一面是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这种在政治层面上的人格形象的对立，是其人格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诚然，稚康的行为与当时的礼俗名教规定并不是没有冲突。例如，阮籍居丧期间，嵇康往吊时是"资洒扶琴"，但这种毁弃礼法的事情可以说很少见。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嵇康自认自己的性情与世俗不合，但也似乎是限于口头上而不是行为上。《晋书·何曾传》记载了何曾对阮籍的批评，但批评的内容与钟会对嵇康的批评内容全然不同。何曾只说阮籍是"纵情背礼之人"，根本没有涉及到政治问题。钟、何二人的不同说法，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嵇康与阮籍人格形象的差别。嵇康与阮籍均非纯粹的政治家，他们的社会身份都是文士，而其人格形象之所以有此不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嵇康与曹魏有姻亲关系，①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忘怀政治，难以与司马氏采取类于阮籍那种敷衍的策略，再加上他性格上的爽直刚烈，因此，"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常常以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否定方式表现出来。阮籍与曹氏集团没有类似于嵇康那样的关系，在政治方面与司马氏集团可以有较大的周旋余地，不必构成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的直接对立，再加上他自身性格的浪漫，诗人的气质，因此，在他那里，"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是通过对现存的政治秩序的否定，而往往是通过对于礼制的否定形式表现在外。
其次，嵇康与阮籍的性格也有所差异，从而他们心理上的失衡状态的程度也有差别。吏书说嵇康"尚奇任侠"。（《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他自称自己与山涛的性情差异为："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与山巨源绝文书》）又认为自己与阮籍的性情差异为："阮籍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与山巨源绝交书》）从上面的记载看，嵇康与阮籍相比，他的性情可能更为刚烈、爽直且有一股侠气，但较为偏狭；而后者的性情则显得宽简、弘忍，但较软弱。
一般来说，一个双重人格的主体，他的感性总是受到理性的约束，情感受到意志的控制，心理上处于失衡状态。但感性或情感并不甘心做理性或意志的顺仆，它必然要冲破理性或意志的压迫而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嵇康那里，由于性情或性格的原因，他心理上所积聚起来的感性力量较阮籍较强，从而他心理上的失衡和倾斜也更为剧烈。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心理上的强大的感性力量往往可能冲决理性或意志的压迫而宣泄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与此同时，使其心理上的失衡与倾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平复、缓解，而较少痛苦与焦虑。而在阮籍那里则恰恰相反，由于其性格上的相对软弱，他心理上所积聚起来的感性能量则往往难以宣泄，因此，他心灵的痛苦与焦虑则更为深沉、顽固、① 阮籍《咏怀诗》第三十九首讴歌"壮士"，虽然也有讽喻现实之意，但话说得很隐晦，不像《管蔡论》那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见本书第一章。
① 《晋书·嵇康传》载："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严重、激烈。我们从双方的形迹不同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如，史籍中有阮籍痛哭"途穷"的记载（《晋书·阮籍》），嵇康的《卜疑》虽然也描绘了一种与阮籍相类似的痛苦失据的心理状态，但这也是仅仅局限在言论方面，除此之外，史籍绝少有类似于阮籍那样的记载。比较起来，阮籍的痛苦常常给人以更强烈的压抑感，尽管嵇康的痛苦也能给人以同样的感受，但观览其生平事迹，同时更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受。究其原因，大概与他们心灵上痛苦的程度、性质以及性格的差别有关。
复次，或许同样是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在嵇康那里，"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时会通过直接性的对抗形式而出现，即表现为他对现实直接的批判和否定。从这个角度看，嵇康的人格形象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或批判精神，其人格也具有较为积极的思想意义。而在阮籍那里，"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则往往通过间接性的对抗形式而出现，即阮籍常常以曲折、迂回的形式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而，其人格形象不免带几丝圆滑、世故的意味。相对来说，阮籍的人格具有某种消极的意义。终于，嵇康写了一篇"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李赘《焚书》卷五《读书》），庄重地宣告了与现实的公开决裂，为维护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走上了断头台。但与此同时，他也终于超越了自己人格的双重性，以生命的代价弥合了"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分裂，实现了人格的升华和完全的独立，最后显现为一种卓特独立的人格特征。而阮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没有做出决定性的抉择，一生徘徊于"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之间，在内心分裂的痛苦和焦虑中打发日子。如果说，稽康的流血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他的人格的最终统一则是一场喜剧，只是这场喜剧是以悲剧的形式出?
五、几点反思
竹林七贤是魏晋典午之世这一特定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文化活跃背景下而诞生的一组古代士人群体。他们的思想和人格既有同也有异，就像一块具有多个镜面的晶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折射着时代的精神面貌，映现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种基本特征。
第一，包括阮籍在内的竹林七贤，共同凸现了玄学哲学中自然与名教之辨这一时代思想主题。不过，他们对这个思想主题的反映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在竹林诸入中，山涛、阮咸、王戎，甚至包括刘伶在内，他们只有"言"和"行"而没有"论"，其思想倾向不是由哲学理论的形式来表现的，而主要通过一些言论和行为来表现的，或说由体现在言论和行为方面的人格形象来表现的。阮籍、嵇康、向秀三人不止有"言"、"行"，而且有"论"，他们是竹林七贤中的真正玄学哲学家。阮籍和嵇康在思想方面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向秀则在思想方向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这两种思想观点，大体上代表了竹林七贤的两种基本思想倾向。王戎的思想倾向比较明确，与向秀基本相同。山涛"性好老庄"，有某种崇尚自然的思想。尽管他在哲学理论方面没有涉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但从其一生的形迹或生活态度看，对名教事实上有颇多的肯定，就此而言，他的思想应该说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综合。刘伶的行是典型的"妄行"，他的《酒德颂》可谓典型的"妄言"，他的思想倾向有着鲜明的越名教的而任自然的特征。阮咸不仅无"论"，甚至也无"言"，但从他的酗酒狂饮、放荡无羁的"妄行"看，其思想当属于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的一路。竹林七贤对于自然与名教关系的理解和态度是如此之不同，这也可以说思想解放的一个象征吧。
第二，与崇尚自然的思想倾向有关，竹林七贤的生活情趣都表现为追求自我解脱的趋向。其间的区别，只是形式的而不是本质的，至少对于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在竹林诸人中，阮籍、嵇康贬斥名教而崇尚自然，试图超越现实，在名教之外寻找自我精神的解放之路。向秀、王戎综合儒道，强调立足于现实，在名教之中探索精神的自由。刘伶、阮咸尽管有着追求感官快乐的倾向，但就其基本的生活情趣来说，与阮籍、嵇康大体相似，即企求在现实之外寻找一席安身立命之地。即使是山涛，虽然他有明显的建功立德的世俗化倾向，但实际上也有寻求精神解脱的一面。这不仅从其早年的"隐世"态度可以得到说明，而且从晚年官位显赫，但仍然韬晦自守、"不与时异"的生活宗旨或行为方面也可能得以说明。这种奇特的思想现象，从社会根源上说，乃是生活于专制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企图摆脱现实的压制而又无力摆脱的表现。因此，竹林七贤的生活情趣，从表现上看是玄远、洒脱、自由的，实际上是苦闷、焦虑、彷徨的，它深刻地折射着时代的苦难和封建专制主义的不合理性。
第三，竹林七贤的人格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分裂。一般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切有理想抱负和正义感的士人都属于社会的精英。在现实的压迫下，当着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必定会引起身心的矛盾与冲突。竹林七贤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相同，他们的理想尽管并不完全相同，但无疑都会发生理想途径受阻的感受，从而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人格分裂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除了阮籍、嵇康之外，在其余的五人那里，事实上只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没有"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冲突。这是他们的人格结构与阮籍、嵇康双重人格结构的不同。
那么，如何认识与评判竹林七贤的现实人格呢？在山涛身上，虽然也有道家思想影响的迹痕，但总体上看，这种人格代表着或反映着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最为普遍或典型的特征。山涛所代表的这类人格的主体奉行"穷居达济"的儒家信条，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能审时度势以决定自己的出处，这既是维护肉体存在的理想方法，也是其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史书说山涛"有识"，很可能是指此而言。但是，从另一面说，这类人格对现实缺乏一种抗争的精神，这不免令人惋惜。刘伶、阮咸的人格是在现实的高压下，并主要是受道家思想文化的熏陶而发展起来的人格。这类人格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实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对礼教猛烈的批判精神，因此，它具有独立人格或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这类人格是通过回避现实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的反叛的与批判，它的超世态度具有严重的消极意义，此可谓真正的"无用之材"。向秀、王戎的"混世"人格，既缺少山涛的积极用世精神，又缺少刘伶、阮咸那种与现实不合作的精神，它除了以曲折的方式反映着时代的苦难和现实的不合理性有所价值之外，在其他方面似乎是最不足取的。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双重人格，在中国古代士人中间也很有代表性，特别是在社会秩序失控和政治环境失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类人格主体在风雨如晦的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压下，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品格，与不合理的现实作坚韧的抗争，其人格价值是不应当否定的。但是，它的抗争不是通过与现实正面冲突的方式（嵇康的最后结局及行为是个例外），而是通过改变外在人格形象的曲折方式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就使得他们的人格令人遗憾地带有软弱的色彩。我们在上章对阮籍的人格已有详尽的分析，所以这里不再多说。总之，这几种不同的人格对现实的不合理性都具有一定的揭示的意义，而且都或强或弱地表现为与现实背离的倾向。但是，他们对现实的背离与揭露都很少发展到与现实激烈抗争的道路上去，事实上容忍了现实不合理性的存在，这是上面几类人格的共同缺陷。人格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竹林七贤这几种人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缺陷。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极力追求真理、理想、正义乃至为之献身的志士仁人，他们作为一种卓特的人格，乃是儒家思想文化中"志于道"这一核心观念的凝淀结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但儒家"穷居达济"的思想结构也有严重的缺陷，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与道家的隐世精神相契合，从而构成一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结构。竹林七贤所代表的人格，就其形成的文化根源说，主要是儒道两种文化交互熏陶与作用的结果。
竹林七贤的人格结构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着中国古代以儒道互补为基本格局的思想文化结构的缺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一缺陷，从阮籍的人格结构中可以得到说明，从竹林七贤中其他人身上也可以得到说明。不过，需要声明的是，上面所说的仅仅限于竹林诸人身上，而且仅仅限于他们的人格结构局面。这一点，想来我们不说也不至于引起误会。
第八章阮籍的历史影响与评价
阮籍是个名传千古、声被后世的文士，在一切稍有文化素养的人那里，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名字。在魏晋时期的玄学哲学家之中，阮籍在学术思想或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或许并不显得怎么特别突出，特别与王粥、郭象，甚至嵇康等人相比，更是如此。然而，除了与阮籍齐名的嵇康之外，似乎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阮籍那样有显赫的名声。追究原因，这大概是由于他那种做脱世物、指斥名教、废弃礼俗、耽酒荒放、追求自由的思想旨趣或人格形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同时，也正由于阮籍这种与封建名教礼法或封建文化格格不入的奇特思想或人格形象，千百年来导致人们对他的不同评说，攻之者有之，赞之者有之。见仁见智，争论不已，从而反过来又增高了他的知名度。除此之外，也与阮籍光辉的文学业绩，特别与《咏怀诗》的高度文学价值或审美价值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阮籍对后世或社会的影响，以及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思想文化价值也正在于这两个方面，而无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