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分析矛盾时。不仅善于从各种矛盾的主次关系上加以把握，而且善于从矛盾本身发展的过程和趋势上加以把握，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积渐"上。所谓"积渐"，就是他认为矛盾的发展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治安策》）但是，贾谊认为这种"积渐"的过程又不是人力无法加以控制的过程，相反，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他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同上）因此，贾谊特别强调要"审微"，他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做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
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起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趾而缪千里也。"（《审微》）贾谊这段论述表明，他对事物发展的"度"的把握是十分清醒的："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这是说个别的、部分的变化虽不会立即影响大局，但是，"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就是说如果不注意这些个别的、部分的变化，那么当它们积累多了，形成为一种"流"，就会产生质变（"大乱"）。这种分析是符合辩证法的。
（四）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
贾谊不仅善于分析矛盾，而且懂得矛盾着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他反复强调："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鹏鸟赋》）显然，这是对老子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但是，老子看到世事的变化无常（"孰知其极"）便产生宿命论思想，因而主张无为。这种宿命论思想在贾谊被贬长沙期间所作《鹏鸟赋》中也有所反映，但其大量的政论著作中，则更多地是强调有为，即认为矛盾可以转化，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促成事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铜布》）贾谊认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他在谈到文帝时期同姓王作乱的危险时，就反复强调及时削藩的必要性。他说："时且失矣，心窃踊跃，离今春难为已。天倾、时倾、足力倾，能孰视而弗肯理以倾时之失，岂不靡哉！"（《宗首》）其次，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在《退让》一篇中，贾谊举了一个例子：梁国与楚国交界的两方边亭均种瓜，梁方由于管理得法，瓜长得好，楚方却由于没有认真管理，瓜长得很差。楚方戍卒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心生嫉妒，去破坏梁方的瓜。梁方发现后，戍卒也要去破坏楚方的瓜，可是县令宋就不仅不同意，而且指使戍卒暗中助楚方把瓜种得很好。宋就此举，导致了"梁楚之欢"。贾谊由此得出结论："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乎。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这就是说，只要方法对头，是可以促成坏事向好事转化的。最后，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也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在《先醒》一篇，贾谊把人主分为三类：先醒、后醒、不醒，所谓"先醒者"是"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后醒者"是"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不醒者"则是"己亡矣，犹不寤所以亡"。"故先醒者，当时而伯；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而死，为虎狼食。"这说明，"后醒者"尽管失败了，但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最后，"转败而为功"。
（五）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
在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上，贾谊着重强调的是同一性。他在《容经》中指出："语曰：'审乎明王，执中履衡。'言秉中适而据乎宜。故威胜德则淳（憝），德胜威则施（弛）。威之与德，交若缪纆，且畏且怀，君道正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显然，这既是对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这不仅可以从这段话中所引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看出，也可以从这段话之前贾谊叙述有关孔子的一个故事看出。贾谊说，孔子在问子弟家人安时，其礼节是很不一样的。问其父母之安时，孔子是"举杖磐折而立"，毕恭毕敬；问其兄弟之安时，是"放杖而立"；问其妻子之安时，是"曳杖倍下而行"。贾谊认为，孔子"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颜色声气，各有宜称，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可是子路只看到孔子问其父母之礼，便说孔子问安都是"举杖磐折而立"。孔子批评子路这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片面性说："由也，何以遗忘也。"就是说，子路你为什么只抓住我的礼节中的一种情况就把它说成是一般通例呢？由此，贾谊得出结论："故过犹不及，有余犹不足也。"（同上）贾谊接着又分析了《周易》的乾卦。他认为这一卦所说的"龙"是天子的象征。"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侮者，凶也。潜龙人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在贾谊看来，"亢龙"和"潜龙"都过于走极端了，不符合天子应有的威仪，他认为只有飞龙非常适中，故曰："龙之神也，其惟飞龙乎，能与细细，能与巨巨，能与高高，能与下下。吾故曰：龙变无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宝（塞），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习而不能顺；佻不惛，卒不妄；饶裕不赢，迫不自丧；明是审非，察中居宜。此之谓有威仪。"（《容经》）
贾谊这种"执中履衡"、"察中居宜"的主张，固然是对古代"中庸"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汉初社会现实需要的反映。因为贾谊看到，秦王朝是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形势下灭亡的，汉王朝建立不久，又面临着许多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他深刻地理解，要在尖锐的矛盾对抗中求得"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政治上积极主张因时变法，实行礼法结合的统治方术，在哲学上便积极主张调和和缓解矛盾，实现"中"与"和"。这些主张，首先当然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但在客观上对于长期处于动乱中的人民群众来说，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相对稳定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正因为如此，所以贾谊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中、和的重要性。例如他认为，"昊天之旱"，就是因为天气"失精和之正理"，也是由于"在位者""政治失中而违节"（《旱云赋》）。他认为人主在处世接物时，只有"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道术》）。这里讲的"刚"，也就是《修正语下》所说的"严"，所谓"刚柔得适"就是礼法兼备。但在贾谊看来，礼与法。和与严相比、礼与和更为重要。他引周武王问鬻子："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鬻子曰："唯攻守而胜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
三 社会史观
贾谊的社会史观有某些积极的因素，也有不少消极因素。其积极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重势
贾谊重"势"，企图从中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过秦下》贾谊指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善于"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他讲的"理"，是指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他讲的"势"，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显然，这是对先秦法家理势思想的继承。例如，商鞅说过："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商君书·画策》）韩非则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但先秦法家所强调的"势"，乃是与"法"、"术"相联系而存在的"人为之势"，而非"自然之势"。韩非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同上）韩非之所以强调"人为之势"，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只强调"自然之势"，容易使人消极无为，认为"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同上）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单纯地强调"人为之势"而忽视"自然之势"，往往容易导致一意孤行、主观蛮干。秦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懂得"攻守之势异也"，因而及时改变统治策略，结果导致二世而亡，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贾谊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所以他在论"势"时，更多地是分析"自然之势"，即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但他也并不忽视人为的作用。
贾谊讲的"势"，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地势、时势、事势，也包括权势、理势等等。但他论"势"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能辩证地处理"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的关系，既不离开"人为之势"去孤立他讲"自然之势"，也不离开"自然之势"去孤立他讲"人为之势"。以下我们来分别看看他对这些"势"的论述。
关于"地势"。在《过秦》一文中，贾谊在分析秦国之所以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时，就曾指出与其地势有关："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过秦下》）又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过秦上》）。这里讲的"崤函之固"，"被山带河"、"四塞之国"，都是说的地势之"险阻"。贾谊认为秦国地势优越是其称霸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善于因时变法的问题："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正由于秦人据有地利、又能因时变法，所以才能"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振长策而御字内"（同上），终于完成其统一中国的大业。可是，在"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即地理条件并未改变的情况下，秦王朝统一中国只有十五年，就"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同上），其原因何在呢？贾谊认为，就是因为秦统治者不懂得攻与守不同的"时势"，因而及时变法。贾谊这种既重视自然条件又不囿于自然条件的思想，有其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否认自然条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情况更是如此。
关于"时势"。这是指政治斗争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形势。
贾谊说的"攻守之势异也"（《过秦上》），就是指攻取天下和保守天下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因而要相应地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他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过秦中》）显然，贾谊这种"取与守不同术"的观点，与陆贾的"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脉相承的。政治形势虽然是人类活动的表现，但就其性质来说，却是客观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也是属于"自然之势"。人君要求得长治久安，就要善于把握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形势，及时改变自己的统治策略。就是说，既要懂得"并兼之法"，又要懂得"守成之数、得之之术"（《时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否则就要失败。
关于"理势"。这是指的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如贾谊说："计令中国日治，匈奴日危；大国大富，匈奴适亡。吒犬马行，理势然也。"（《匈奴》）"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阶级》）这种"理势"显然都是客观的，但这种客观的必然之势，又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制造。如贾谊认为要使"中国日治，匈奴日危"，就必须采取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要使"高者难攀，卑者易陵"，就必须"制为列等"，使天子"尊不可及"。只有通过人为的努力，造成一种必然的、无法扭转的趋势，才能因势利导去获取胜利。
关于"权势"。这是指由于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优越，从而具有的一种权力和优势。贾谊说："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等齐》）"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悟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服疑》）显然，这种通过别贵贱、定服位而造成的权势，是属于"人为之势"。贾谊认为，这种"权势"与"法制"是相联的，它和仁义一样，同属于"人主"的两种并行不悻的工具："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制不定》）贾谊认为，权势本应属于天子、尊者所有，但文帝时许多同姓王"权势"太大，因此他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强》），使其"权力不足以侥幸，势不足以行逆"（《藩伤》）。这，既是一种"人为造势"，也是因时变法。
贾谊著作中，除了谈到上述"势"外，还谈到"事势"。所谓"事势"，实际上是以上各种势的总称，故后人在编辑他有关形势及对策的论文时，均列为"事势"一类。在《治安策》（《陈政事疏》）一文开头，他写道："臣窃为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这些可痛哭、可流涕、可太息及背理伤道的事，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势"所造成的；而贾谊在该策中，也正是通过对不同势的分析，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