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关于这方面，贾谊也有不少论述。首先，贾谊区分了"道"与"理"。
他认为，"理"是指各种具体事物的规律。原则或特性。他说："德有六理。??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象德体六理，尽见于玉也，各有状，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道德说》）这里，贾谊就是以玉的特性来比譬德之理。《说文》释"理"为"治玉也"。王夫之说："玉浑然在璞而未有理，治之而文理见。事不治则理不著，治而后见其必然而不易焉，故曰'理在气中'。"（《说文广义》卷三）这说明"理"字本来是个动词，后来转化为名同，用以表征事物的特性和规律。贾谊有时又把这种具体事物的规律或法则称为"小道"，而将宇宙的根本规律或法则称为"大道"。他在谈到人的教育时说："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跟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跟大节焉，业大道焉。"（《容经》）这里讲的"小道"，就是指的事物的具体原则或处世接物的具体方法，而"大道"则是指的宇宙的根本原则或治国的基本原则。贾谊书中所讲的"孝子之道"（《保傅》），"事君之道"、"事长之道"、"交接之道"、"慈民之道"、"居官之道"（《大政下》）等等，就属于"小道"的范畴。贾谊所讲的"大道"则是指作为上述"小道"的总和或根本的"至道"。他说："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己，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博者，其惟道矣。故播之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修政语上》）这种作为宇宙根本的"大道"是如何派生"小道"的呢？
贾谊认为是通过"德"这个环节："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道德说》）这种由大道派生出小道的过程，"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其次，贾谊认为人们为了正确地行动，固然要掌握各种具体事物的"小道"，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握宇宙的根本法则"大道"。这是因为，各种具体事物是变化元常的，只有"大道"才是比较稳定的、恒常的。在《鵩鸟赋》中贾谊说，宇宙万物"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这段赋表面上道家气息十分浓厚，但是如果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所强调的恰恰是叫人们不要为千变万化的现象所迷惑，而应当抓住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我这种分析决非主观臆断，而是有着事实根据的。我们知道，贾谊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我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在方法论方面，而不是遗世独立的处世哲学方面。终贾谊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并无出世与避世的思想，相反，他甚至极力反对政治上的无为。再联系贾谊其他著作，我们更可以看到，他也是反复强调把握大道的重要性和好处。例如在《修政语上》，当贾谊谈到"道高比于天"时说："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这就是说，只有言道、学道、守道、乐道和行道，才能做到"智"、"贤"、"信"、"仁"，才能成为"圣人"。在谈到"道"对治国的重要性时，贾谊说："故治国家者，行道之谓，国家必宁；信道而不为，国家必空。故??道不可离也。呜呼！戒之哉！离道而灾至矣。"（《大政下》）这一切都是在叫人们注意把握根本大道。在《先醒》篇，贾谊告诫人们，只有掌握了"道"，才能做到先醒，即先知先觉："怀王问于贾君曰：'人之谓知道者先生，何也？'贾君对曰：'此博号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为先生也，为先醒也。彼世主不学道理，则嘿然惛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犹醉也。而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锐然独先达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犹俱醉而独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后醒者，有不醒者。"这就是说，不论是人主还是布衣之士，只要认真学习，把握"道理"，便都可以做到"先醒"。反之，如果不愿意学习，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即使你贵为人主，也无法做到"先醒"。
（五）"道"是指伦理道德
《修政语下》有这样一段话："师尚父曰：'吾闻之于政也，曰，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这里讲的"有道者"，就是掌握了"道"并按道行事的有道德之人。同篇还有这样一段话：周成王问鬻子"兴国之道奈何？"鬻子对日："兴国之道，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君知善则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周成王又"敢问于道之要奈何？"鬻子对曰："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这里，把"道"与"善"、"敬"、"恭"、"肃"、"仁"等伦理范畴联系起来，便使"道"具有道德属性了。
贾谊有时将作为道德意义之"道"与"义"连起来使用，这样便使"道"的道德含义更加鲜明。例如他说："纣，圣天子之后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弃义，释敬慎而行骄肆，则天下之人，其离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约而若期。"（《连语》）这里的"背道弃义"就是指背弃道德仁义。《修政语上》说："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这里讲的"职道义"就是以实行道德为自己的职志。贾谊认为，只有那些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才能赢得天下的信任和拥护："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春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贾谊书中的"道"范畴内容的确是十分丰富的，但就其涉及哲学的内容而言，不论就其属本体论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论的方面，其基本倾向又都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二 朴素辩证法思想
贾谊的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他继承先秦道家的辩证法思想，而扬弃其相对主义的糟粕，并以之来观察汉初的社会矛盾运动，因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关于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贾谊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鵩鸟赋》）意思是说，万物的变化是没有休止的，事物的旋转迁徙也是来回不停的，有形的物和无形的气之间的相互转化也是不断地交替的。贾谊认为，不仅自然现象如此，社会人事现象亦复如此："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了。"（同上）这就是说，世间没有不运动变化的事物，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强大的国家，也有衰败之时；失败了的国家，只要卧薪尝胆，也有重新振兴的机会；有的人荣显于一时，却不得善终；有的人暂时不得志，最后却又往往升迁。贾谊认为，不仅古代历史证明，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当代历史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秦国失理，天下大败。??囊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时变》）秦始皇灭六国，振长策而御字内，履至尊而制六合，其功不可谓不伟，其势不可谓不重，可是当他一旦"失理"，"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同上）。这个血的教训给汉代统治者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但是，他们又象一切统治者一样，总希望自己的统治做到长治久安。这样便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社会的客观现实的确存在矛盾，而且由于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则又总是想避免或缓和这些矛盾，从而使自己的江山永固，王位传至无穷。这个矛盾的实质，是不平衡与平衡、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之间的矛盾。因为不平衡总是绝对的，正如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而平衡和静止则是相对的。而人类社会要求得到正常发展，特别是统治者要维持其稳定的统治，又总是希望保持社会的相对平衡。这就要求人们正确处理不平衡与平衡、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与贾谊同列的一些朝廷重臣，虽然也希望汉王朝长治久安，但他们看不到各种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只知道一味地高喊"天下已安矣"，"天下已治矣"。而贾谊则与此不同，他不仅认为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是十分尖锐的，因而天下并"未安"、"未治"。显然，那种无视矛盾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尽管人们主观上无视它或者企图掩盖它，但它仍在发展和演化，一旦矛盾尖锐化时，人们就会措手不及，想安也无法安了。这就如同贾谊所说："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数宁》）"偷安"是无济于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正视矛盾，采取正确的对策，及时调节和处理各种矛盾，在绝对运动中求得相对的静止，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对的平衡。贾谊就是这样做的。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不治"，于是"陈治安之策"（《数宁》），就是要发挥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正确的政策去求得长治久安。这种方法就是动中求静，即从运动中求得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关于这一点，贾谊说过一段暑名的话："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过秦下》）这就是说，人们只有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对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态势的分析，因势利导，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方法，进行改革，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贾谊的这种动中求静的方法是符合辩证法的。因为事物（包括社会）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着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规律。人们无法取消那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但是却可以认识这些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并且根据这种规律，采取相应的对策，使之沿着有利于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调整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便是改革和革命。如果说革命是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解决方法的话，那么改革则是当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发生尖锐对抗，但局部地发生了对抗时的一种解决或调整矛盾的措施。历史的经验证明，改革之所以重要和必要，就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局部的、次要的矛盾，而且可以从整体上缓和和调整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从而使社会保持基本稳定。反之，如果无视客观矛盾，甚至否认矛盾，粉饰太平，那么局部的矛盾不仅可能扩大，而且会影响全局，使整个社会的矛盾也渐趋尖锐化，那时革命便会到来，想安定也安定不了了。贾谊认为，秦王朝的教训就是如此。面对秦代社会各种日益尖锐的矛盾，"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过秦下》）拒绝小的变化和改革，看来可以图安逸于一时，但最终带来的却是社会大动乱和大革命。贾谊对秦王朝的这种"遂过而不变"的教训，体会是十分深刻的，所以他向汉文帝大声疾呼："变化因时"，即要根据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及时进行改革和变法。他认为只有用这种局部的小改小革，才能防止社会矛盾从整体上激化，才能使汉王朝的江山永固，从而避免社会的大动乱。尽管贾谊的这些主张都是替统治阶级着想的，但他的这种从动中求静，即在运动中求平衡的方法，却是合理的，并且给人以启示，使人们看到了辩证法的强大生命力。
（二）运动的原因在矛盾
贾谊不仅指出了物质运动的绝对性，而且指出引起这种运动的原因在于矛盾，即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相薄、相荡。在《鹏鸟赋》中，他把"阴阳"比作"造化"造物的"炭"，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是很有道理的，反映了他对矛盾是事物运动的动力的认识。贾谊的矛盾观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贾谊认为，"阴阳"（即矛盾）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天地有阴阳，社会人事现象中有阴阳，就是"声音之道"也离不开阴阳。他说："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旱故一岁十二月，分而为阴阳，各六月。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声之术，律是而出，故谓之六律。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六术》）这就是说，音乐虽然是人造出来的，但其产生却是摹仿自然、社会和人的声音而来的。自然、社会和人的运动自身固有阴阳的对立统一和节律，故声音之道也有阴阳之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
贾谊最关心的还是分析社会矛盾，所以他关于社会矛盾普遍性的言论最多。例如，他认为秦王朝为什么能灭亡六国统一天下，就是因为它结束了战国时期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状况，使人民取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于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过奏中》）这里说的"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便是对战国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生动写照。他在谈到秦王朝为什么那么快就覆亡时指出，这是由于秦统治者不懂得"劳民之易为政"的道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缓和战国时期已存在的社会矛盾，相反，而是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过奏中》）这段话，既说明了造成秦末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也说明了这种矛盾的普遍和严重的程度。所谓"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说明不仅下层社会被矛盾所逼无法生活下去了，而且上层社会也已经分崩离析，无法再维持其统治地位了。当社会矛盾尖锐化时，不仅社会生活中一些是非观念会颠倒，而且某些本应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也会变成对抗的关系。所谓王朝末世的社会生活混乱，往往就是通过这种颠倒和对抗表现出来的。贾谊在描述秦王朝末世"天下乱至矣"的现象时，也正是揭示了这种颠倒和对抗，他说："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诸侯设谄而相伤，设輹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矣！"（《时变》）按理"众"应该是助"寡"的，"知"者应该是爱护"愚"者的，"勇"者应该是支援"俱"者的，强"壮"者是应该帮助"衰"弱者的，可是当人们只顾自己利益而互相争夺时，就会出现"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的反常现象。
贾谊认为，社会生活中互相矛盾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他在《道术》篇论述"品善之体"时，一连举出五十六对互相矛盾的概念。如说："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嚣；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言行抱一谓之贞，反贞为伪"；"据当不倾谓之平，反平为险；行善决衷谓之清，反清为浊；辞利刻谦谓之廉，反廉为贪；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施行得理谓之德，反德为怨"；"功遂自却谓之退，反退为伐；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为冒；心兼爱人谓之仁，反仁为戾"；"缘法循理谓之轨，反轨为易；袭常缘道谓之道，反道为辟；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深知祸福谓之知，反知为愚"；"行归而过谓之顺，反顺为逆"；"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论物明辩谓之辩，反辩为纳"；"持节不恐谓之勇，反勇为怯"。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如果没有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现象的深刻认识和体验，是无法作出如此系统和准确的表达的。
（三）对汉代社会矛盾结构的分析
贾谊善于把握复杂矛盾体的层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社会矛盾是由诸多矛盾组成的一个矛盾复合体，汉初社会的情况也不例外。当时，既有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国之间的矛盾，又有汉族人民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豪强地主、富商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等等。面对这些矛盾，贾谊并不是井列地去分析，相反，他十分注意分清矛盾的主次。首先，他认为当时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中央政府和诸侯封国之间的矛盾。贾谊清醒地看到，当时许多诸侯王均怀异心："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治安策》）贾谊形象地指出，诸侯王势力膨胀的结果，必然象人患了水肿病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同上）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痛哭"的病。为了理正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使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贾谊把中央政府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看成是最突出的矛盾，从当时政治形势来看是有道理的，涸为当时直接威胁文帝统治地位的，首先是各同姓诸侯王。其次，贾谊把汉族政权与匈奴之间的矛盾，看作是仅次于中央政府和诸侯王矛盾的一个重要矛盾。他把汉王朝的天子比作"首"，把匈奴比作"足"。本来。首在上，足居下，可是当时的形势却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因此贾谊认为这是一件值得"流涕"的事情。贾谊把这个矛盾摆在第二位加以强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匈奴的势力虽不象诸侯王那样，直接威胁着汉朝天子的统治地位，但其"嫚侮侵掠"，不仅严重损害了汉统治者的"威严"，更重要的是损耗了汉朝的国力，使"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同上）。再次，贾谊分析了豪商大地主和小农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个矛盾摆在当时社会矛盾的第三位，这也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封建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对统治阶级地位威胁最严重的是农民起义。但是在汉初，农民起义平息还不久，统治者实行轻谣薄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贾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这个"太平盛世"之初，即揭露了这个潜在着的矛盾。他深刻地指出了当时剥削阶级奢靡成风所隐藏的危险性："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同上）因而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一些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