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子义是"当世清贤士"，又为"太子率更令"，他赴宴带干粮、为他人借宿而守夜的奇特行为，是杨泉到达京城以后耳闻目睹了的，不会是留在会稽据远道传闻而作的记载。吕子义其人，史书无名，估计应是晋惠帝继位后所立皇太子司马遹府中的"率更令"。杨泉与吕子义之间，应有交往。
第三，杨泉北上入洛的旁证，是他提及到黄河以及京城近畿弘农、河内的有关文字。《物理论》中，说到"河水黄赤"（《艺文类聚》卷八），"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河内葭莩"（《御览》卷四二）。这似乎也可以证明杨泉写《物理论》时，已离开会稽，居于洛阳或近畿的事实。
第四，杨泉《物理论》中有批评玄学"虚无之谈"和世风浮靡的言论，这是针对西晋元康年间（291-299 年）的中朝玄学思潮而发的。如果他继续留在会稽或呆在江南异地，那么这样的议论出自于杨泉之口，就让人不能理解。
第五，杨泉的作品中，《请辞》、《蚕赋》、《织机赋》所反映的内容，跟当时京城洛阳的风尚、活动有关。《请辞》议论墓祭之礼，涉及到"京师三辅酋豪大姓""连日厌饫"的习俗"迄于今日"的情形，《蚕赋》表现皇室后宫亲蚕的隆重仪式，《织机赋》写到"名匠骋工"、"织女扬翚"的繁忙场面。这些内容当然不可能是杨泉继续隐居会稽一地的想象之辞，即便是议及古礼旧制，也透露出现实的气息。比如，《请辞》是以"古不墓祭"立论的，可晋武帝是有过谒陵举动的，①晋惠帝继位后，永平元年（291 年）正月下诏，重申先前司马懿"不得谒陵"（本纪）的遗令。帝室祭祀，以"宗庙为先"，谒陵"非礼甚焉"（《晋书·礼志上》），但是，"庶人无庙，故祭于寝"（《晋书·礼志上》），京师大族在惠帝诏文下达后，仍沿旧俗，铺张墓祭，既与古礼有悖，又于亡灵无益。杨泉此文正是有鉴于此，写作的时间在惠帝诏文下达之后。再如，《蚕赋》是有感于古人"独不赋蚕"②而作，① 《晋书·礼志中》："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 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犹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 崇阳陵是司马昭墓，峻平陵是司马师墓，高原陵是司马懿墓。
② 语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萧绎挖苦道，"是何言欤！楚兰陵 荀况有《蚕赋》。近不见之，有文不如无述也。"其实，不但先秦时荀子写过《蚕 赋》，而且曹魏时嵇康也写过《蚕赋》。杨泉此语不符合实际。
说的是仲春二月吉日"亲桑于北宫"之礼。这与西晋武帝太康六年（285 年）以后恢复施行的亲蚕时地不相吻合，③但铺写亲桑场面绘声绘色，不像是述古，倒似在记叙眼前情景。还有，《织机赋》所写京城中百工忙碌、百官设张，制机织素的活动，也不是毫无亲身感受的向壁虚构之作。因此，这三篇作品大体上可以确定是杨泉入洛后写成的。
综上可知，杨泉于晋惠帝继位前后，即公元290 年前后，被朝廷征召，离开会稽，北上至洛。他没有任职做官，仍为"处士"、"征士"，从事著述。这与皇甫谧这位"晋征士"的情形有点相似。杨泉《物理论》写成于入洛以后，他的有些作品也作于隐居洛下之时。
二、杨泉著作述略
（一）著录情形杨泉的著作，《隋书·经籍志》作了如实载录。"子部·儒家类"在夏侯湛"《新论》十卷"后附录曰：梁有《杨子物理论》十六卷、《杨子太元经》十四卷，并晋征士杨泉撰。"集部"载：晋处士《杨泉集》二卷。录一卷。
这说明，唐初修《隋书》时，杨泉著作能够见到的，只有《杨泉集》录存的一卷集，其他均为梁代著录的情形，当时有录无书。
后来，唐马总《意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原先卷数：《物理论》16 卷，《太元经》（或《太玄经》①）14 卷，《杨泉集》2 卷。这反映的是唐代购募先代旧书后，到开元年间存书的情形。安禄山之乱后，实际存书已大半散失不存。新、旧《唐书·志》于此均有说明。杨泉的著作，得而得失。唐以后官、私书目不再著录。
（二）辑佚情形唐以后，杨泉的著作已无完整的专集存世，他的文字只零星保存于唐代或唐以前的类书、典籍里。其中，唐马总《意林》里收录得较集中。但《意林》的宋刻本极难见到，清代乾隆年间重刻的"武英殿"本又将《物理论》文与《傅子》文互溷。后来学者依据"武英殿"本《意林》辑佚，错误遂难免。因此杨泉《物理论》至今无善本。严可均、叶德辉二人虽先后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但严可均有鉴于孙星衍已辑得《物理论》问世，故在他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这部煌煌巨著中，有意不收杨泉《物理论》与《太元经》只字，以示不掠他人之美，而在《傅子·叙》里说明"武英殿"本《意③ 《晋书·武帝纪》，太康九年（288 年）三月丁丑，"皇后亲桑于西郊"。 《周礼》规定"蚕于北郊"。魏文帝黄初七年（266 年）正月，也是"蚕于北郊" 的。晋武帝后期，亲桑于西郊的这一变化，可能与新建金墉城北至芒山下，宫城 北郊不便设坛有关，但《晋书·礼志上》解释是为了"与藉田对其方也"，恐不 全是。
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儒家类"作《太玄经》。新、旧《唐书》在《太元经》（或《太玄经》）下均出"刘缉注"。刘缉其人不详。
林》的错误所在，实际上等于是纠正孙星衍辑《物理论》不善的暗示；①叶德辉手里有宋本《意林》，他只是利用它为《傅子》文的可靠性着想，在附录《订讹》卷指出"武英殿"本的失误，虽然在实际上也将《傅子》与《物理论》文区分开了，但《物理论》文单另辑出，却不关他的事，不可能顺便两全其美。
了解上述背景后，我们再看有关杨泉著作的几种版本。
1.孙星衍辑《物理论》一卷这是孙星衍于清嘉庆十年（1805 年）辑成刊印的。现在容易看到的版本，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原卷前有马瑞辰序文。从序文知，孙星衍之前，清人章宗源（字逢之）已辑得《物理论》初稿，孙氏是在章氏所辑基础上"重加校正，补所未备"而成。孙氏所辑《物理论》，为其"平津馆丛书"中之一种。辑录刊印时间早于严可均整理《傅子》时校订"武英殿"本《意林》的时间（1810-1815 年）。
孙星衍辑成《物理论》，应该说，还是有功绩的。这就是他最早将散见于各处的佚文汇总成集，引用典籍有15 种之多，摘出165 条佚文。可以说，凡前代摘引注录的文字，辑本大都尽量阑入，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个辑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孙氏对"武英殿"本《意林》过分依赖，甚至没有发现《傅子》文大量混入《物理论》中是怎么回事。按照马瑞辰序文解释，似乎是杨泉"博采秦汉诸子之说为之，而引《傅子》为尤多"。这当然是一种附会说法，其实也反映出孙星衍的观点。殊不知如此一来，这个辑本中有将近80 条文字是《傅子》文，几占全部文字条目的一半；而《意林》"武英殿"本中《傅子》下12 条文字其实正是《物理论》文，孙辑本大多漏收。因此，孙星衍辑《物理论》，只能供作参考，不能据以信从；特别是其中单独辑自《意林》的文字，只有1 条（"语曰：上不正，下参差??"）
可信，他条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