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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泉生平考索
  关于杨泉,我们知之无多。《三国志·吴书》、《晋书》里既无其传,又无其名,其生干事迹的线索,只有如下三处极简单的记载:1.《北堂书钞》卷六三引《晋录》讲,杨泉为吴处士,入晋,"诏拜泉郎中",会稽相朱则上书言:"杨泉[为政]清操[发于]自然,征聘终不移心。"(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五"杨泉"介绍文字,《全晋文》卷八六朱则《上书言杨泉》文,均据《书钞》,无"为政"、"发于"四字)。
  2.《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与"集部"载录杨泉著作,冠以"晋处士"、"晋征士"的称谓。
  3.《意林》卷五,在《物理论》、《太元经》下,同注:"梁国杨泉,字德渊。"根据这点资料,各种哲学史著作无法更详细地介绍杨泉的生平,推测他生活于吴亡(280 年)前后,入晋以后仍居留会稽,不应征聘,从事著述。
  我们以为,要讨论杨泉思想,就得尽可能探明他的身世、生平;他的《物理论》存文及赋文不能忽略,应该加以利用。下面,我们试作一番综合考索。① 《意林》前,原有戴叔伦、柳伯存二序,分别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三年(787 年)。柳序称全书六卷,今所见者为五卷本。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40 页。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哲学史稿》(孙叔平著),也将傅、杨合论。
  ② 《武汉大学学报》,1980 年第4 期。
  (一)汉末梁国杨氏避地会稽
  杨泉的郡望是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南),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灭吴以前,他居于会稽。杨氏一族由梁国徙居会稽的时间、原因,与汉未黄巾起义。豫州(梁国在豫州境)兵乱有关。
  《晋书·孔愉传》讲,孔愉(268-342)"其先世居梁国",曾祖孔潜"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孔愉就称"会稽山阴人"。他的从子孔坦于东晋初"弃官归会稽"(本传)。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孔君平(名坦,字君平)曾造访"梁国杨氏"。按此篇排列顺序,孔坦访杨氏当在王敦反逆之前,即他归会稽期间。这说明"梁国杨氏"家族仍有人居于会稽。另外,《顾荣传》提到的杨彦明、《贺循传》提到的杨方,都是会稽人,估计也是"梁国杨氏"族人。
  汉末灵帝中平年间(184-188 年),黄巾起义在豫州声势浩大,与梁国毗邻的陈国、汝南,以及北部兖州境内,讨击战事相连,必然波及到夹在其间的梁国。孔愉的曾祖、杨泉的先祖由梁国"避地会稽",大概就在这期间。
  (二)吴亡后,杨泉北徒洛下
  据本传讲,孔愉于吴亡后,由会稽"迁于洛",具体时间未明。不过,江南人士迁洛的时间,一般在太康之末。
  《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 年)平吴后,"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实际上,除吴主孙皓及其高层僚属被押送洛阳外,江南高门大族人士仍留在江南,多数人还归本郡,或闲居,或"随才擢叙",一般仍在当地做官。例如,陆机返回吴郡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本传);贺循回到会稽郡,先后担任阳羡令、武康令。《武帝纪》讲"吴人大悦",就是因为江南社会秩序没有因吴亡而骚动。
  《晋书·陆喜传》曰: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这道诏书下达的时间估计在太康九年(288 年)。这一年,晋武帝下诏全国"举清能,拔寒素"(本纪)。陆机等南方人士于次年(289 年)到达洛阳,是第一批"以礼发遣"而至的南士。陆机入洛后,上疏晋武帝讲:"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晋书·贺循传》)这引起了晋武帝的重视,随后征召南方人士到洛阳作官的举措付诸实施。贺循是陆机推荐后才入洛的,孔愉等估计也在这前后入洛。
  前面讲到,会稽相朱则上书晋武帝,推荐本国处士杨泉。这也应在太康末年。朱则其人,于《晋书》无传无名,其事不详。他做会稽相,这是入晋后的职事,而且应在太康后期。因为:第一,吴亡前,会稽为郡不为国。《三国志·吴书》孙皓凤凰三年(274 年)、天玺元年(276 年),会稽郡太守分别为郭诞、车浚,说明不设国相。第二;吴亡前,晋朝封投奔而至的原吴宗室成员孙秀为会稽公,并开府,平吴后,"开府如故"(见《三国志·吴书·孙匡传》),首任国相为丁乂(见《晋书·贺循传》),而赵王司马伦于永宁元年(301 年)篡位前,会稽相为张景(见《晋书·贺循传》)。因此朱则为会稽相的时间,当在太康中后期至晋惠帝即位初。
  现在的问题是,杨泉被征不就,是仍留在会稽国,还是北上入洛仍为"处士"?这两种可能性部存在。我们的看法是:杨泉于太康末、惠帝即位初,即公元290 年左右,被征入洛,但未就其职,隐居著述。理由如下:第一,杨泉经会稽相朱则推荐、晋室征拜郎中后,离开了会稽。他在《物理论》中讲"余昔在会稽"(《御览·地部》引)云云,用的是追述口气。第二,杨泉入洛的证据,是他与吕子义(或吕义)的交往。他在《物理论》中写道:吕义为太子率更令,严毅清高。(《北堂书钞·设官》)
  吕子义,当世清贤士,常往友人处,嫌其设酒食,怀于糒而往。主人荣其降,乃盛为馔。义出怀中干糒,求一杯冷水,食之。(《御览·饮食》。《书钞》引至"怀于糒而往")今有吕子义,清贤士,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数之内。子义燃烛,危坐通晓,目不转睛,膝不移处。(《御览·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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