踪迹。①因此，所谓"清河傅氏"从傅咸及其后辈身上无法找到答案，那么为什么又冒出"清河"支属，而且从傅燮算起呢？是否与傅曼有关涉？这个问题暂且不论，留待后面讨论傅燮时再说。
2.关于太康改籍
《宋书·傅弘之传》曰："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悉属灵州。
弘之高祖抵，晋司徒，后封灵州公，不欲封本县，故祗一门还属泥阳。"太康三年（282 年），西晋又恢复了北地郡灵州县建制，这时傅玄刚去世不久。傅嘏子、傅玄族侄傅抵却不愿仍归旧属灵州，坚持以徙置泥阳为籍，以致这两门北地傅氏后裔在日后侨居江南称自己的郡望地时出现了分歧。傅祗之后的傅弘之称"北地泥阳"，傅咸之后的傅亮称"北地灵州"，均见《宋书》本传。这说明傅玄下一代的两支同宗同望傅氏已经不同门了。问题是，傅玄与其同辈年长的傅暇（209-255）是一种什么关系？史书称傅嘏是傅玄的"从兄"，傅抵是傅咸的"从叔"，似乎血缘很近。但是，据后来颜之推反映北方人士的亲族关系，"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颜氏家训·风操篇》），与南方严格的称谓有异。这虽讲的是南北朝的风俗，应该说追溯至魏晋时期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傅嘏、傅玄二人间是否属真正意义上的从兄弟关系，很难认定。从前列世系表及页注中，我们也可发现，傅玄之祖傅燮与傅嘏之祖傅睿就不是亲兄弟，二人各有父辈，其父辈是否为亲兄弟，由于史籍失载，也不能断定。因此，即使傅嘏、傅玄仍可以从兄弟相称谓，而两支傅氏的血亲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太康年间的改籍只不过是意味着亲疏关系的公开分支、各有所属罢了。
3.关于汉魏及其后的郡望问题
西汉士人称籍，或因袭祖居地，或用新徙居地，或改为封爵地，情况比较灵活。但是，后来的情形表明，郡望之地只是士人出处标榜的胸前徽章而已，很难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人出生成长或赋闲居住的所在。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几代人一直居住、作官在江南的士子，却仍沿袭着远祖的郡籍，必称自己是北方某地的人士。这当然是门阀制度造成讲究门第、郡望、族姓的后果。但追究起来，仍与汉魏制度有关。比如，两汉时规定边人不得内徙，汉未的品评人物乃至魏初开始制定的"九品官人法"，以及魏晋时实行虚封不就其封地的变化等，就使得士人的属籍，特别是边郡士民之籍，很难随便更改。①汉魏之际，天下大乱，"衣冠士族，多离于本上"（《通典》卷一四），沿至西晋，土断不行，士人只好仍称旧籍；加之选举中注重门第族姓，旧籍虽与实际居住地毫无关系，却决定出处居职，是士人社会地位贵贱的标识，因而大姓世族十分重视。这样，旧属籍只不过成了识别人地的郡望所属的渊源了，实际上是不必认真计较的。就以傅玄而言，由于"汉魏以① 新、旧《唐书·酷吏传》有传的傅游艺，武后时为相，但本传又记为 "卫州汲人"（今河南汲县西南）。傅游艺虽为傅玄、傅咸之后裔，但并不能肯定 他就是傅纂之后，且注籍与前代又异，还有南北统一的因素需要考虑，因此很难 确定。另外，南朝宋、齐、梁三代与北魏及分裂后的东魏，在青齐地区争夺时， 有清河人傅永、东清河人傅竖眼（其先祖傅伷亦为清河人，后南迁磐阳，即今山 东临淄市南），《魏书》有传。但是，傅伷是否即为傅咸之后，这支清河傅氏是否 为"裔孙仕后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情形，仍下能上溯而定。
① 更改属籍的例外情形有：朝廷特准，如东汉张矣由敦煌迁至弘农；乘着时世纷乱，冒称某郡大姓，如汉魏之际管宁著《氏姓论》就鉴于"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通鉴》卷八一），像傅氏这样的名门望族，还会继续居留在北地郡吗？显然不会。不但傅玄没在北地郡呆过，而且他的前辈父祖、后代子孙也与北地郡很少有关系乃至毫无关系。②我们前面认真讨论北地灵州、泥阳的实际所在，只是为了辨明傅氏郡望本末，而不是要坐实他们不同时期的居留地。
二、祖傅燮的仕履与性格
傅玄之祖傅燮（143？-187），字南容，《后汉书》有传。他一生最后几年入仕居官期间，干了两件轰动一时、名扬后世的大事：一件是参加镇压黄巾起义，转战南北，功绩卓著，成了"英雄"；另一件是出任汉阳太守，面对羌胡叛军，孤城难守，以身殉职，成了义士。他的性格特点，也通过这两桩事功本末，表现得鲜明突出。本传对此有详细记载，《通鉴》里亦大量采录。
（一）入仕前的大致情况
本传言及傅燮人仕前的文字甚少，他处亦无可补阙，只知他"少师事太尉刘宽"一事而已。
刘宽（120-185）于《后汉书》有传。他任太尉是在灵帝嘉平五年（176年）以后，当时傅燮之子傅斡已出生，对傅燮而言，已不可再称"少"时。傅曼师事刘宽肯定应在此前无疑，"大尉"是以显职尊称。
本传紧承师事刘宽语后曰："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①。"结合上下文，从这两句话里，我们略可推知傅燮入仕前的一些大致情况。第一，生年约在顺帝汉安二年（143 年）前后。东汉时，郡国举孝廉在岁末。傅燮这次"再举孝廉"入仕是在灵帝光和六年（183 年）底。顺帝阳嘉元年（132 年），东汉政府据当时尚书令左雄建议，颁诏："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通鉴》卷四三）从此对士子实行严格的限年入仕之制，直到魏文帝黄初三年（222 年），这一规定才正式被取缔，不再遵守。①其间虽有早仕之例②，当与顺帝阳嘉诏书里特加"不拘年齿"有关，而且很少见，本人传记里是要说明或提供线索的。傅燮被举孝廉，应该在他40 岁以后。第二，师事刘宽当在入洛阳太学后。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 年）以后，京城洛阳"游学转盛"，太学"至三万余生"；当时诸生互相标榜，清议激扬，太学生之间亦行拜师相从的风尚。③按惯例，士家子弟入太学的年龄是在15 岁。傅燮初入太学当在桓帝永寿三年（157 年）前后，其时刘宽38 岁，尚② 汉末以降，维系士人与郡望的纽带，一是强烈的乡土感情，二是初什要经本郡官吏或中正察举提名。① 其时服丧以日代月，二十六日即期满除丧，不行三年之制。
① 《三国志·魏文帝纪》黄初三年诏："今之计（吏）、孝（廉）??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到皆试用。"② 《后汉书·范滂传》记，范滂（137-169）举孝廉入仕的时间颇早。《三国志·魏武帝纪》讲，曹操（155-220）"年二十，举孝廉为郎"。③ 参《通鉴》卷五三正文与胡注。
未入仕，亦在太学，其后不久居官，仍在京师。④其间，傅燮慕其名而师事之，有五六年（157-162 年）之久。刘宽其人，本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讲，"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被人们"称为通儒"。显然，他是固守经学传统的儒者。汉末"党锢之祸"以后，士族知识分子迭遭外戚、宦官的排斥打击，"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官学随之颓废，浮竞之风颇兴。但是，传统经学作为士族的精神寄托和思想武器，是不会完全衰落的，私学传授在士人中就会受到青睐。刘宽日后与诸生"执经对讲"（本传语），说明私学是有市场的。傅燮师从刘宽，接受传统经学的熏陶，这对他的思想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再举"之郡非本郡北地。既为"再举"，则有"初举"①。当时士子被"初举"，一般不就，多是"再举"或征辟后才入仕，而且相隔时间不会很久。"初举"多为本郡。傅燮曾为北地郡"初举"。本传曰："初，（北地）郡将范津明知人，举（傅）燮孝廉。"范津其人后来做了汉阳太守，傅燮接替了他；此前他曾在北地郡担任边将，举过傅燮。
那么，"再举"之郡是否还是本郡呢？不是的。原因是，北地郡于傅燮被"再举"入仕后，即光和七年（184 年）初，并没有发生"将丧"或已丧的事变；即便"再举"仍是北地郡，本传不当称"所举郡"。因此，"再举"之"所举郡"当为他郡，或与傅燮曾侨居该郡有关②。史料不足，无法确定。不过，傅燮光和六年（183 年）被"所举郡再举"后，次年（184 年）二月，张角领导的黄中起义在冀州"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后汉书·灵帝纪》）。甘陵国是桓帝建和二年（148 年）由"清河国"改称的（《后汉书·桓帝纪》）。傅燮一支又称"清河傅氏"，或与傅燮少时曾侨居其地有关。甘陵国于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前后，形成南北部朋党，是汉未党人之议的发祥地。这些跟傅燮有无联系呢？值得考虑。
（二）讨黄巾功多不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