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认为，虽然杜甫对道教、佛教都曾感到兴趣，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所交往，这说明他在哲学思想上的态度甚为平正、宽容、不排异端，但是他终身伏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则是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早期儒家思想。孔、孟所关心的是人间而不是彼界，是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而不是宇宙的本体，所以孔孟之道在本质上是关于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这也就是杜甫世界观的核心。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世界观似乎缺少思辨的色彩，其实并不如此。康德说："由于道德哲学具有比理性所有其他职能的优越性，古人应用'哲学家，一词，经常是指道德家"。（《纯粹理性批判》第570 页）在中国古代，一切思想都是以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的，诸子百家的哲学都是人生哲学，他们的价值判断都是道德判断，不过对于人生和道德的态度不同而已。而孔、孟之道是直面人生的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是对于人世间的立身、伦理、政治等道德范畴作深刻思考而得出的准则，所以是先秦诸子中最深刻的人生哲学，既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也具有深邃的思辨色彩。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杜甫对于人生采取了诚笃的、脚踏实地的态度，他关心的是此生而不是来世，是人间而不是彼界，是大唐帝国的天下而不是海外仙山、西方佛国。即使人生充满苦难，世间疮痍满目，杜甫也始终不渝地用满腔的热诚去拥抱它们，决不放弃，决不逃避。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杜甫极少考虑死后的归宿，杜诗即使偶尔涉及身后，也仍然着眼于生前的事业，例如："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之二）"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休？"（《可叹》）死后的不朽必以生前的建树（前者指文学，后者指政治）为基础，可见诗人的终极关怀仍在生前。
① 杜甫大历四年（769）自潭州往衡州时，作《咏怀二首》以抒穷途流落之感，其二云："未辞炎瘴毒，摆落跋涉惧。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显然是因为葛、许二人都曾流落南荒，而诗人自己也正在南方飘泊，所以并用其典，并不就意味着要象葛洪一样信仰道教，可与此诗参看。
二、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
儒家既然以人生与社会为关注的对象，就必然采取积极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拒杨、墨，也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孔子奔走列国时经常遇到艰难困苦甚至暴力威胁，但他从不动摇，当他被匡人围困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说齐宣王不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后人往往把这些言论视为天命论，其实它们主要是体现了孔、孟的使命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特殊表述。否则的话，孔、孟早就会在接踵而至的挫折面前动摇、沮丧，不可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了。
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他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许多学者注意到杜甫的人生信念是有所变化的，罗宗强先生指出："他青年时期虽也有非凡抱负，但长安十年以后，他的生活理想发生了变化，一面是功名心并未息灭，稍有条件，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一面却又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而追求温饱，并由于生活的困顿和接近人民群众，产生了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李社论略》第64页）我们认为罗先生的观察非常细致，但是不同意他关于杜甫"非凡抱负"的观点。事实上，杜甫对于人生的理想和抱负正是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来的，他的"非凡抱负"与"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杜甫，虽然早就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雄心，但他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人生充满着幻想。他忽尔纵情游历，忽尔求仙访道，对人生的艰辛还缺乏体验，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所以其时的壮志仅仅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是一种朦胧的希冀，并不具有具体、确定的内涵。在长安十年的艰难困苦中，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也观察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机。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因此而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命题（《孟子·告子》下）。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和抱负，然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信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所以十年长安的经历不但没有使他壮志销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让我们看看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天宝九载（750），三十九岁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首次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到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的诗人又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重申了他的抱负。把这两首诗对照一下，可以看出诗人抱负的变化：在杜甫初入长安时，①他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当杜甫结束长安十年时，他的抱负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① 《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对往事的回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但参以其他杜诗，我们认为"致君尧舜"的思想当产生于杜甫进入长安前后。
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变化不大。但事实上，前者比较抽象、浮泛，后者则比较具体、切实。前者主要从君主着眼，后者则开始着眼于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前者是未经磨难时的率然自许："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后者则是屡遭挫折后的坚定誓词："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我们可以说杜甫年青时自视甚高，自以为可立致卿相，实现抱负，随着阅历的加深，他越来越看清了前途的艰难，最后对实现壮志的可能性也感到怀疑了，但是不可说他"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志士仁人实现抱负的具体计划是可能被现实摧毁的，但是理想抱负本身是一种信念，属于精神范畴，外界的、物质的力量是不可能将其消灭的。杜甫的情形就是如此，长安十年的困顿生活没有使他灰心，安史之乱以后的颠沛流离也没有使他绝望，当他携带全家在蜀道上艰难跋涉、几濒绝境时，仍作《凤凰台》诗明志："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优！"即使在他以垂暮之年飘泊于湘江之上时，仍然写下了《朱凤行》：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风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
请看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何尝有丝毫的改变！杜甫咏诸葛亮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诗言志》卷六评曰："少陵生平，资志未酬，故于怀才不遇之士每相感触，引为同心。??至于古人，则武乡侯尤甚。盖诸葛公自比管乐，而其为纯王之正，则绝非管乐所可及。故于《咏怀古迹》篇中，独极其尊崇推奉之意。而此篇则专伤其功业之未成，亦所以自喻也。"诸葛亮没有能完成恢复汉室的大业，但他的志向是无可怀疑的。杜甫坎坷终生，根本没有施展宏图的机会，但是他的抱负也是至死不渝的。杜甫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诸葛亮发生了强烈的共鸣，才写出了"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象社甫理解诸葛亮那样来理解杜甫呢？应该指出，杜甫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候诗人理所当然要把谋求温饱作为当务之急，而这种心情也就真实地反映在他的诗中："但使残年饱喫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等等，诗人在口头上是很少提到他的宏伟抱负了，但是那仅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远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诗人心底燃烧，一有机会仍要放出光芒，上文所举的《凤凰台》、《朱凤行》二诗就是?
三、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杜甫自比稷契，自许甚高，王嗣奭指出："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已饥之念而已。"（《杜臆》卷一）所谓"己溺己饥"，就是孟子所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杜甫所以能自比稷契，志在天下，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浸透着儒家的仁爱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准确内涵是"爱人"（见《论语·颜渊》和《孟子·离娄》下）。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爱便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一切进步思想所共有的内容。儒家的特点在于，它所倡导的爱是以推己及人为逻辑起点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则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尽管孔子也说过"泛爱众"（《论语·学而》），但就整体倾向而言，儒家的爱显然是一种有差等的爱，而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的爱。与主张"兼爱"的墨家或西方主张"博爱"的基督教思想相比，儒家的这个特点尤为突出，而且常常因此受到攻讦。我们认为，至少在古代，儒家的这个特点并非纯属消极意义。因为儒家的仁爱思想虽隐含着维护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长远目的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是一种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主张，它既不是好高骛远的空想，也不是违反人性的矫情。从爱自身出发，经过爱亲人的中阶，最后达到泛爱众人的目标，这种爱是人们乐于接受、易于实行的，它决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券的预付，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平凡而又真诚的情感流动。
杜甫的仁爱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推己及人的精神。
杜甫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妹。杜甫与杨氏夫人伉俪情笃，白头偕老。当诗人陷身长安时，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当他在成都草堂生活稍安定时，又作诗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峡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前者悱恻，后者旖旎，都体现了诗人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杜甫对儿女也十分慈爱，当他与家人隔绝时，分外惦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倘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遣兴》）当他得知家人无恙后，又喜赋《得家书》诗："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杜诗中写及儿女的诗句如"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元日示宗武》）等，都极其深挚动人。杜甫一生中始终与妻儿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一家老小固然使他的生计更为艰难，但也给他的心灵以温馨的抚慰："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离散各方的弟妹也非常关心，时时见于吟咏，集中"弟妹"连称的诗句就有："故乡有弟妹，流落随邱墟"（《五盘》）；"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遣兴》）；"我已无家寻弟妹"（《送韩十四江东省觐》）；"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九日登梓州城》）；"团圆思弟妹，行坐白头吟"（《又示两儿》）："渐惜容颜老，无由弟妹来"（《遣愁》）；"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九日五首》之一），真是手足情深！
杜甫还把这种至情至性推向朋友之间，他对李白、高适、岑参、王维、薛据、郑虔、苏源明、孟云卿等挚友都情同兄弟，写下了许多歌咏友情的诗作，其中如《赠卫八处士》、《梦李白二首》都成了千古传诵的名篇。杜甫对郑虔的友谊非常感人，他对这位才高命蹇的友人既敬重又同情，从天宝十二载（753）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①到大历二年（767）作《九日五首》（其三中写到郑虔）为止，杜集中咏及郑虔的诗达二十二首之多，其中《醉时歌》与《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二诗尤为感人，且看后者："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昔如水上鸥，今为且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从来御魑魅，多为才名误。夫子稽阮流，更被时俗恶，海隅微小吏，眼暗发垂素。鸠杖近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见我故人遇。相望无所成，乾坤莽回互。"王嗣奭评曰："想象郑公孤危之状，如亲见，亦如亲历，纯是一片交情。"（《杜臆》卷三）此诗所以能对郑虔在荒远之地的险恶处境与悲惨心境作如此细致、生动的描述，是由于杜甫对老友的命运极为关切，从而设身处地，揣测怀想，仿佛伴随着老友跋山涉水远谪海隅一般。郑虔的例子足以说明杜甫对朋友怀有诚挚的爱，这是一种无私的、纯洁的情感。
更为可贵的是，杜甫还进而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天下苍生乃至天地间一切生命，从而形成了博大、深沉的仁爱精神。杜甫困居长安时，逢到秋雨连绵，生计窘迫，却想到"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秋雨叹三首》之二）。他回家探亲却发现幼子已饥饿而死，在巨大的哀痛中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荒凉艰险的蜀道上苦苦挣扎时想到"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石龛》）。感人最深的是下面这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