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里，最好择录他当时的一封信：
生活与艺术绝对不能相连。按时代说，在此时代中不能相连；按个人说，我们这代人或我们个人这个生命阶段，生命与艺术只是一种滑稽关系，如果不想盲目或谎骗，一个选择：生活？艺术？依照自然律，选生活无疑是最自然、最善、最美好有益之事。
艺术之所以能有最高境界，我以为，乃在于脱离现实生活，将生活提高到一个价值的最高地带。或可以说，将艺术变成形而上学，一切皆引向对生命的否定。
对生命肯定有二法：（一） 就是那么不明白又明白的活，若极高明而道中庸。（二） 活，如人之活。前者要求知识，后者要求善良与沉迷。前者例如好的知识分子，后者如同农夫，好的铁匠，所谓地之子，诸如此类。
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
我对我过去并不懊悔，我只是一笔抹杀，我想清明地哭泣我的过去。
生活只有两种：真生活与假生活，假如你能原谅我的专断，我可以给你归纳成一公式：艺术是假生活。真生活呢？我粗略地说，字面的，可不使你有机会攻击的！“没有艺术是真生活。”（1949.3.12）
接着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宣布：我之舍弃艺术完全是我成功的表示。
艺术工作是：将大量生命堆上一张画布，堆入乐器，堆入文字，然后尽量消除，尽量消除，直到只留下生命的反面：死！我喜爱此字样像喜爱宇宙一样。（1949.3.13）
当时我们都住在大学城，其实不必用书信对话。这几封信证明我们曾对去留问题作严肃的思考，把个人的存在作残酷的剖析、检验和拷问。幸而有这几封信存下，保留了我们苦思的些微痕迹。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到里昂车站送行，和他们分手。
他们为我忧虑；我也为他们忧虑。我当然并未预料到后来发生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灾难。我只是看到道乾在狠狠地改造自己，要从诗人的气质中蜕化出来；他要否定艺术，否定诗，否定自己是诗人，这是可能的么？他十分痛苦，而他认为将得到真生活。
七
他回去后，没有再来信，我们之间断绝消息约二十年。文革之后，他托人带来一个小酒壶。壶里放着一片小纸条，写着“秉明兄留念”。如此的措词令我吃惊，而细看笔迹更令我不安。过去我很欣赏他的字，像一粒一粒葡萄干，浓缩得精致有味。这纸条上的字是散掉的，失去甘香的。
我间接听说他在上海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杂志，搞文学理论，入了党，此外便无所知了。
一九八二年他来过一短信，这样开始的：“你去年此时给我写来的信，原谅我到现在才提笔回信，迟了一年之久。年老多病是原因之一。”问到我的工作。关于他自己，只是说：“我的情况想秀清同志已告诉你了，这里就不多说了。”那样深沉而内向的性格竟然把自己的情况交给第三者去说，实在是奇怪的。他既然不愿多说，我也就没有多问了。
一九八五年我和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拉巴斯迪德先生到上海和上海外语学院签订交流活动。接待部门安排我和道乾见面。我很记得在一间客厅里等他时的迫切心情。然而我们一见面，似乎一切都敷上一层霜。他的面孔上浮起吃力的笑，仍是那一种吃力而并不爽朗轻松的笑，但是终究有了不同。过去的笑是从心灵深处绽现的，遥远而神秘。而那一天我看见的笑疲倦而冷淡。我们就以这冷漠的基调出发说了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自己也感到别扭。第二天我离开上海，我想我们成为陌生人了。
八
一九九三年三月间叶汝琏先生给我寄来一份讣告：道乾于一月九日在上海病故，讣告除了“中国外文学会理事”之类衔头外，称他为“着名翻译家、文学理论家”，我于是知道他曾辛勤地工作过，但是我还想说，他奉献了一切可奉献的了，如他所说：“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但是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查票员式的忠于职守，怕并非最好的工作心态。然而已经太迟了。四十多年前我们彻夜辩论的情景又浮现出来，使我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