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下涌起水波汹涌之声，
地狱在我心里，人群惊慌，
集聚在庙前，世界大改变；
永远渴；这城是黑夜性格的陈述，
城在灯下聋而愚沉入湿凉树荫，
房屋是滞重的做物，房屋；
饱食及沉睡的宗教，政治希望与教育；
我以为他不止是一个很好的诗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他不写诗，即使我不完全懂他的诗，他的低半音，慢一拍的特性正是由于诗的缘故。他追求那一条绝对精敏机智的线，我能感觉得到，而且珍惜。
五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我们经过伦敦，渡海峡，到了巴黎。卢森堡公园的林木已错杂地呈显秋色，战争结束已两年，食品供应仍很差，什么都得凭邮票样的粮票去购买。大学城食堂的饭，不能让我们吃饱。我还记得可笑的是刚到巴黎的晚间，我们便兴致勃勃地去坐咖啡馆了。等咖啡端来，才知道市场上根本还没有咖啡一物。那杯子里的只是一种代用品制成的黑色苦汁。至于糖，也没有，以一种酱色的似甜似酸的水代替。不过巴黎的艺术生活已经很活跃，张贴街头的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歌剧……的广告使我们眼花缭乱，学音乐的同学们更是忙得团团转。
道乾偏被分配到里昂大学，很为沮丧。在里昂住得很不快活，甚至病了一场，住了十天医院。来信说：“我很想去巴黎，根本决定去……我决定复活节前后就去，不管他们准不准。”他埋怨“里昂的雾、雾。我逐渐不大懂阳光。”又说“里昂人如封闭的瓶”。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他转学到巴黎，住在大学城外省馆。我住比利时馆，相距约十分钟步行，常能见面。常在一起的还有学哲学的顾寿观君。寿观是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
那时供应已逐渐改善。他喜欢煮咖啡夜读，抽着烟斗，读切尔克迦、卡夫卡、兰波。在留学生中，他显得最为法国化，他常引兰波的句子：“绝对必须属于现代。”
在从里昂给我的一封信中，他曾给自己作了一段描写，可算他当时的自画像：
“唉，我，天生用感觉多于理智，我为一种新的要求，我只把我做成一个精敏的兽，静静地卧在世界最后的夕暮，像一架具有真空管及锐敏线圈的兽，感觉宇宙的存在，咀嚼那个时升脱时低沉，以及社会生活各种感应的ego，呵，我的好心肠的朋友，这就是我的全部。我的畏却的生活，我的无时不在加意隐蔽的内在，这就是我，我今日泄露于你，作为你的最好友情的顶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六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国内局势在剧急变化中，那边的巨变在每一个国外留学生的心中也带动了变化。我们一群人离开祖国时，本来就抱了献身建设强大繁荣的祖国的愿望，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我们是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切都有了可能，在一个起点上。那是一片崭新的土地，扫荡了一切陈旧与腐朽的处女地，工人在上面塑造钢筋水泥，农人在上面开垦播种，科学家在设计，艺术家将放情歌唱。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巴黎的学生，华工组织，一部分使馆人员共同举行了庆祝会。留法公费为期原定是两年，所以一部分同学已经结业，大家归心如箭。归，不只是回到母土，祖国，而且是皈依一个理想，参预一个大工程。就在十月间，学业结束的，或自己认为可以告一段落的，都纷纷南下，到马赛乘船东行了。
我是到法国一年之后才开始学雕刻的，自知这样初级水平的技术不能回去做什么，但是也有朋友提出相反的意见：在欧洲多学一天西方艺术，则多中一分资本主义毒素。但是我还是留下了，学哲学的寿观，学文学的道乾回去了。他们都认为要认真在西方学习非十年、二十年不可，而目前的世界情势，国家情势，个人情势都催促我们回去。
在心理上他们都做了准备。那一段日子我们的谈话集中在艺术道路、生命的道路的问题上，辩论有时非常激烈，往往谈到深夜，乃至彻夜。他们认为我不与他们同行，乃是缺乏果断，缺乏明智，也缺热情。而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动是果断的，也是热情的，但所持的言论往往已不明智。寿观说：只有农人的劳作才有价值。道乾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