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传统恰恰是一门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演化如何，这种资料导
向的分析家蔑视任何缺少资料的理论。关心变化之原因的生态学家虽然也用资料，
但主要是用它们来发展和检验理论；然后他们用理论去预言变化。
然而，如果从过去资料中推出的某个规则没有恰当地反映未来可能起作用的机
制，相反只是一个反映过去主导机制的简单外推，那么这个规则的预言技术是要受
到怀疑的。如果未来的情形很可能与过去非常不同的话（例如承受空前的全球变化
的干扰），那么就尤其如此了。此外，即便是收藏了许多过去历史资料的图书馆也
可能缺乏对未来有效洞见的规则，除非用来预言的规则，代表了在与过去明显不同
的条件中能起作用的机制。
所有负责任的生态学家都承认，无论关于物种数量还是关于现在的灭绝速率都
存在令人恼火的不确定性。他们理解，他们的希望无休止地因为社会对改变这种资
料不足的统计活动缺乏支持而落空。然而，所有优秀的科学家都知道，要预见未来，
就需要一个关于系统如何运行的、包含有或至少代表因果机制的规则。大多数科学
家同意资料导向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这类规则需要尽可能多地从系统过去的行为中
导出并得到检验。由马里兰大学工商管理学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领
导的理论导向方法的反对者，不喜欢森林生物多样性危机所包含的意义，如果它们
威胁到个体主动性和经济增长的话。他们直接向岛屿生物地理学进行挑战，认为它
是一个有不能容忍缺陷的理论。他们认为，根据物种一面积曲线得出的任何推断都
是应该抵制的。他们指出，19世纪北美东部的森林有大面积的减少。他们说，运用
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和物种一面积公式，在那个时期或自那个时期以来，当地鸟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