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 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 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 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 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 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 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 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 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 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 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 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 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 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 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 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 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 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 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 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 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