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听说快要发配了！”
“去哪儿？”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号呢！”我想起了张沪。
“没听说。反正不会跟你去同一个劳改点。”
“碰巧了也许会… ”
“没那么善心的菩萨，别做梦了。”
“万一… ”
“我是‘二进宫’了，对这里边的事门儿清。女号不是去通县‘小五金厂’，就是去清 河农场。那儿是大劳改农场，里边关着万八‘五毒’呢！”
我仍怀有侥幸之心：“就没有照顾一下的可能？”
张啸虎低声笑了：“雷公打豆腐，无产阶级专政还讲照顾夫妻？要是那么慈善，何必送 你俩进土城收容所？”
众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谈什么，便朝他点头致谢（后来，他被送往北国边界 兴凯湖改造）。在我的记忆里，迈进劳改队的门坎，走进大墙墙圈之后，他是第一个为我指 点迷津的朋友。他说的“愁也是活，乐也是活”，给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 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 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 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 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 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 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 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 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 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 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 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 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 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 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 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 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 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 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 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 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 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 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 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 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 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 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 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 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 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 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 咋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