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
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
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
“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
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 New York 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
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
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
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
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
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
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
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
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
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
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