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窗前低垂的暮色，我站起身来，迟疑了很久，最后说：
“不错，开是开了，可是除了历史的意义，它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它已经不再是去年
那一朵，去年那一朵红玫瑰谢得太早了！”
（后记）
一九五○年六月九日，我正在新化附近服役，突然接到Rosa给我的信，定了题目——
《红玫瑰》，叫我写一篇散文送她。六月十四日我写好寄出，后来才知道被她修改几个字，
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退伍后我又把它稍加修改，发表在一九六一
年四月六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现在我又改几字，收在这本小书里。追想起来，这篇文
章前后被她改了一次，我改了至少六次。
如今Rosa已去美国，已经形同隔世了。我怀想这个使我眷恋不已的小女人，愈发对这
篇文章另眼看待。就文章论，它是我少有的一篇不说嘻皮笑脸话的作品，许多朋友读了，都
觉得它有一种阴暗苍茫的气氛，认为这“不太像李敖的风格”。
今晚深夜写这篇（后记），心情多少有点儿沉重，我抄出三年前意译的一首浩斯曼
（A.E.Housman）的小诗（曾经抄过一份送给Rosa的），用它来表达我内心的隐痛（一九六
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晨三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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