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论语·先进》。
反相混的因素（固守"周公之典"），也有积极因素（关心劳苦人民利益）。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和科学的态度，排除其消极因素，扬弃其正反相混因素，继承和发扬其积极因素，用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以上二"纲"，可以说明孔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至于其他可看作"目"的具体内容，将于下面《经济主张》一节中加以论述。
二、经济主张
孔子重人事，讲实际，反对空谈，所以他的经济主张都是较具体并有针对性的，既利于行，又易见效。在孔子看来，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不是政治为经济服务，而是经济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说，他的经济思想和经济·272·孔子评传主张，都是为他的仁政德治的政治服务的。两千五百余年前的孔子，虽然在理论上把经济与政治的本来关系颠倒了，但我们仍能从颠倒了的关系中看到问题的实质。现在特就以下四个方面阐述孔子经济主张的主要内容。
（一）在农业上主张决不能耽误农民季节性劳动时间，主张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爱惜良田
中国古代特别是殷周以后，就一直明确了以农立国的国策。所谓国家经济就是农业经济，所谓社会生产就是农业生产。农业收成的丰歉，决定了国计民生的好坏。但农业季节性很强，所以孔子特别提出"使民以时"①、决不能耽误农民季节性劳动时间的主张。这是针对当时各级领主竞相侈靡，建宫室、治苑囿、修桥筑路等等，常常征用大批农业劳动力，以致影响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使土地荒芜，收成大减。这不仅影响了广大农业劳动者的生活，也大大降低了各级贵族统治阶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大声疾呼地提出"使民以时"的主张。同时，"使民以时"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他对当时用的周历不满，提出"行夏之时"②，即以夏历（夏代历法）代替周历（周代历法）。这在农业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夏历即现在习惯上仍沿用的"农历"（对"公元"而言），以每年正月为第一个月，春、夏、秋、冬大体和自然现象相一致，亦即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季节大体一致，而周历则把"农历"的十一月定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正月），向前移了两个月，这和农业的时令季节不相一致①。所以孔子从发展农业着眼，主张不用周历而用夏历。此外，还因为当时各级领主统治阶级在周历元旦之前都要征用大批劳力，为他们庆贺新年作各种准备，而此时正值夏历的九、十月间，是农作物收获、播种和贮藏的紧急和繁忙时刻，是农民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在这时征用劳力，将造成农业经济的莫大损失。孔子针对这一严重情况，提出改变历法，废除"周历"，"行夏之时"，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②，这样才能有利于农业生产，充实粮食的供应和贮备。孔子认为治国之道，重要的是一要人民安定，二要粮食充足，三要治丧尽礼，四要祭祀慎重（"所重：民、食、丧、祭"③）。后二者为当时习俗所重，现在可以不谈，前二者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孔子把它们放在前面，说明他思想上、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重实际的精神。"使民以时"和重民、重食的主张，后来为孟子所继承和发扬。孟子提出意义相同的农业上"不违农时"的主张（原话见本书第232页）。孔子的"仁政德治"和孟子的"王道"，其实意思很相同。他们一方面重视劳心者（各级领主封建统治阶级和士）的地位，一方面轻视劳力者（农民、农奴、黎民、小人）的地位，而他们又不得不把实现"仁政德治"或"王道"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经济的重担压在农业劳动者身上。这种二重性的矛盾现象，正是贯串在从西周领主制到往后地主制长达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一条主线，理解它，也就基本上理解了封建社会和孔孟关于经济思想的实①子口："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②《论语·卫灵公》。
①中国古代历法，是一个很复杂并颇带迷信成分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关系到日常生活尤其是农业生产的问题。特引程树德《论语集释》（《卫灵公上》第938页）有关此问题的一段话以供参考："夏时谓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为岁首也。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为岁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然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孔子所以主张"行夏之时"，大概是"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较符合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要求。②《论语·学而》。
③《论语·尧曰》。
质。从孟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孔子和孟子的"仁政德治"和"王道"标志的经济实体，不过是一幅封建社会满足于"周而复始"的停滞状态和自足自给的简单冉生产的小农经济景象。而在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的历史阶段，就这点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境界。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他们访问了许多邦国，没有遇到一个他们所希望的"明君"，遇到的都是些庸君、昏君，"贪冒无厌"的欲求不允许庸君、昏君这样做；第二，整个领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于是这十像孟子所描绘的小农经济的温饱景象，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妙"意境，虽然在当时是颇有远见而现在仍有借鉴作用的意境。
此外，孔子非常重视农用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孔子在鲁国任中都宰和小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局长）时，曾将土地分为五类，即一是山林地带，二是川泽地带，三是丘陵地带，四是高原地带，五是平整地带（请参阅本书第54-55页），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土地因地制宜种植不同作物，就可以做到"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①。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普通常识，在两千余年前的时代，不能不说是农业上的一个进步。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孔子是提倡"父死葬之以礼"的孝道的，但为了保护和节约可耕良田，又竭力主张"因陵为坟，不封不树"①，就是说，墓地只能选在山坡上（"因陵为坟"），一不积土为坟（"不封"），二不植树或树碑以为坟之屏蔽（"不树"），以免占用良田②。那样提倡"父死葬之以礼"的孔子，在这里却又把保护良田、发展农业放在比墓葬更突出的地位，这说明一贯轻视农业劳动和技艺的孔子，在思想深处又是非常关注农业的实际效益的。
①《孔子家语·相鲁》。
①《孔子家语·相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