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荀子·王霸》。
⑤ 《荀子·王霸》。
① 《墨子间诂·天志上》。
如《经上》篇说："义，利也。"《大取》篇亦说："义利，不义害。"《经说上》篇云："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这里就明确地把义与利等同了起来，阐明了义、利的同一性。荀子之所以把"行义"看作是"兴天下同利"，显然正是受墨子或后来墨家这些思想的影响。
在先秦，除了儒墨在义利观上的辩论之外，法家的义利观也值得一提。
韩非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而代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净于气力。"②这是说儒家行仁义那一套并不是万应灵丹。富国强兵之策，必须符合于时势。古代乃竟德之世，所以行仁义而王，中世则靠智谋，韩非所处之今世，则需竟于气力。所谓竞气力者，那就是要尚功利，以奖励耕战，从而富国强兵。后来李斯也持此观点。
从先秦诸子的义、利之辨可以看到，随着从春秋到战国的时间推移，特别是到七国争雄的时代，在义利之辨中，经历了一个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最后则出现了利重于义的发展过程。从先秦进入秦汉又如何呢？秦灭六国，归于一统，于是《吕氏春秋》又倡"贵公"、"去私"、"高义"，提出了"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①的观点。这样就又把行德义提到了为国、为天下的至关重要的地位。经过秦末的农民战争，天下归汉，陆贾更明确地提出了"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先道而后利"②的义利思想，并把仁义视为高于一切的指导精神。他说："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下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会，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徇徇，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雅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疆。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①这里可以说把仁、义对于安邦定国、保民而工的作用说得淋漓尽致了，这样，从秦到汉又从重利轻义反过来转向了重义轻利。这就是董仲舒之前义利观的变迁。
董仲舒显然是在综合先秦以来的义利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有董氏儒学特色的义利观。他的义利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如把人及其一切特性归之于天那样，他把人的好义、欲利也归于了天。由此论证了义与利同时为人所有：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② 《韩非子·五蠹》。
① 《吕氏春秋·上德》。
② 《新语·本行》。
① 《新语·道基》。
乐，体不得利不能安。②可见，义、利乃是天之生人所赋予人的，因而义与利是人人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利养其体，义养其心，无义，心不得乐，无利，体不得安。这就间接批评了只讲义而不讲利或只讲利而不讲义的两种偏颇观点。
不过，董仲舒主张义、利两有，却并不主张两者平列，更不主张利重于义，而是相反，主张义重于利。他说：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何以知之？今人有大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枣与错金，以示婴儿，必取枣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与千万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又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暗也。人体莫贵于心者，而义养心，故身之养莫重于义者。财利可养体，不养心，所以义之养人大于利而厚于财。另外，人之行大有义而甚无利，此人虽贫贱，却仍以义行为荣：反之，人之行甚有利而无义，虽因此而获得富贵，但终则不是立死，也受其伤殃。这种道理，众民不能知，而常忘义循利，结果走上邪路，贼其身而祸其家，正是因此他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③。所以他提出了教以仁义而堤防之。
当然，董仲舒提出义养重于利，并非是绝对地不讲利，相反，他依据天志仁，人主要法天而行，从而提出了人君必须以"爱利天下为意"。他多次讲：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居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①"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天覆育万物，既化生又养成，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人主既南面而君人，亦必"兼利人"，"以爱利天下为意"。意即给天下人民以利益。很显然，前面所说设义制礼以堤防之的利，乃是个人的私利，这里所说为天下人民所兴之利，则是公利。所以，前者是要求人君以至庶民对个人利益的态度，即不要追逐，这就是所说义克利，后者则是对人君及大臣为政的要求，即要为民兴利，这就是所谓义生利。对于后者，董仲舒在《考功名》篇中又集中作了论述：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量势立权，因事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写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
②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①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②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③ 《春秋繁露·玉英》。
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② 《春秋繁露·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