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仁者爱人或爱人类；智者则有先见之明。反之，"不仁而有勇力材能"，或"不智而辨慧獧给"，则或为狂而执利剑者，或为迷醉而乘快骑者。总之，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则只是以其材能辅其邪狂之心，助其恒僻违逆之行，"大其非"，而"甚其恶"。当然，也有"仁而不智"和"智而不仁"者，前者是爱而不别是非，后者虽知是非，但却不肯为是而非非。因而，做人必须是仁智兼备，必仁且智。这就是董仲舒对智德的论述。当然，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仁与智都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有实质内容的。他的仁、智，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说，不是超阶级的。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关于"信"德。
按照《白虎通》的说法，"信，诚也，专一不移也。"①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亦讲到"信"。他认为，交友必信。"言而有信"②乃是一种好的品德，否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③这是就个人行为来说的。若从施政来看，"信"更为重要："民无信不立"④；"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⑤对人民不讲信义，老百姓都不信任你了，你也就站不住脚了；如果君主讲信，那么老百姓也就会以真情来对待你。不过，孔子是把信作为仁德的一项内容来看的，而不是作为与仁并列的信德。如在《论语》中记载有这样一段话："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①照此说，仁者必信，信乃仁的一种表现。此后，盂子所说人之四种善端虽未把信包括在内，但孟子亦讲到信，如《孟子·尽心》载："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②这就是说，具有善德之人，亦就是信人。由此亦表明了信与仁的联系。荀子亦非常重信。他说："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③这里倍即背。可见荀子已把信抬到了仅次于义的非常之高的地位。
董仲舒正是在前人重信的基础上，首次把信列入了"五常之道"，作为五德之最后一德。除此之外，他还说："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① 《白虎通·性情》。
② 《论语·学而》。
③ 《论语·为政》。
④ 《论语·颜渊》。
⑤ 《论语·子路》。
① 《论语·阳货》。
② 《孟子·尽心》。
③ 《荀子·强国》。
④又说："明主贤君必于其信。"⑤这就是说，一方面，一切臣民都必须对皇帝"竭愚写情，不饰其过"，绝对忠诚；另一方面，皇帝作为"明主贤君"，亦要对自己的臣民讲究信用，不可言而无信。
上面就是对董仲舒"三纲"、"五常"的简述，有的作了某些简评。这里还有一个对"三纲"、"五常"的一般态度问题。一般他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是没有分歧的。可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便会发生分歧。例如对有人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就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以为，"抽象继承法"能否成立，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存在抽象的伦理道德。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解决了，从来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的伦理道德。既然如此，那么所谓"抽象继承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今天，如果有谁说，还要我们继承对封建皇帝尽忠的忠德，这显然是荒唐的；如果今天有谁还说，对父母要像封建社会那样行孝，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可是，我们今天还要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对我们的父母也不能说就不需要孝了。此外，在今天也还要讲义，也还要讲礼，也还要讲信，也还要讲智，甚至亦要讲仁。这是否可以说是对封建社会的"五常之道"，甚至"三纲"的继承呢？或说是抽象继承呢？我以为，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显然也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自己特定的涵义和内容，因而不能说就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简单继承。但是，这些道德规范又不是我们的创造，它们同旧的道德规范是同一词或同一概念，因而应该说其间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其实也就是某种继承的说法。但这种继承显然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照搬，也不是什么抽象继承，而只能说是批判地继承。所谓批判，显然是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所谓继承是指什么？即继承了什么？这是需要费些笔墨才能说清楚的。我以为，无论是孔夫子、孟夫子，或者荀夫子、董夫子，这些历史上的大儒，虽然他们在当时所提出的这些伦理道德规范，都带着极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内容，但是其中显然并不仅仅是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阶级性，而是还包含着人类社会中一般做人所应遵循的某些伦常、道德原则。例如，为人要忠诚，不能做奸诈之徒；对朋友要讲信义，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对父母要孝敬，不能像畜类一般；对子女要慈爱，不能动辄训斥体罚；对于长者乃至任何相识的、不相识的路人，要讲礼貌，等等。这些显然不是仅为地主阶级所倡导和遵行，而是在人类社会中一般做人都应遵循的伦常、道德规范。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少数是相近的几个时代所共有的一些道德规范，如不贪污、不偷盗，这显然也不是专属于某一阶级所倡行的。对于上述的这些道德原则，显然不是只对某一阶级有利的，否则，那就很难想像被后一时代的人们所继承。不过，就是这些一般做人的原则，或者是相近的几个时代所共有的伦常道德原则，它们在不同时代，也都渗透或贯彻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精神或意志，因而也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因而在继承这些道德原则时，也必须将其中带有强烈地主阶级色彩、纯属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伦常、道德内容剔除掉，而把其中所包含的一般原则或几个时代所共有的普遍原则剥离出来，或说拯救出来，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些剥离出来、拯救出来的一般原则或共同原则，也并不是④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⑤ 《春秋繁露·立元神》。
抽象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因而也谈不上抽象继承，而只能说是批判地继承。所以，所谓抽象继承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三、重义理、轻功利的义利论
义利之辨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论题。董仲舒的义利论，上承先秦，下启宋明，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有必要作一专门探讨。
在董仲舒之前的先秦，诸子之中极少有不言义利者。其中持论最尖锐的，应属儒墨两家了。从表面看，儒家尚义，强调义利的矛盾，而墨家则重利，强调义利的一致，可见两家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