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
生子却保证著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
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
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著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
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
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著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
三两白乾。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
涨著脸，瞪著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
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
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
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
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
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
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
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
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
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
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
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