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认为，难民中的许多故事“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他进一步解释道：“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狯，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李准在“侉子性格”中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中的弱点和局限性。在小说中，他通过鲜明的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形象表明“侉子性格”是由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具有自然陶冶的地域性特征，和社会生活的磨炼所造成。它既是劳动农民精神美的结晶，也有历史的精神负担的积累；既是劳动群众富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造成许多生活悲剧的性格因素。比如王跑，赶脚一节和石头梦一场，活现出他的机智狡狯，同时，他的不看大局的小聪明，小精细，小幽默，只想发财的昏头昏脑，也暴露无遗；可荒村捉鱼一节，又把他顽强的生活能力富有诗意地表现了出来。
再如四圈这个“浑小子”，为海骡子拉包车，居然做起“中将梦”，撞起“桃花运”来，这是近乎卑贱的；但他冒险给李麦捎信让乡亲们西逃以免被抓当劳工，后来又倾其所有赎回乡亲小响，节骨跟上，又显露出善良和豪爽之气。
这种“侉味”也许最突出地表现在海老清、海长松、海春义这些最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他们既表现了最充分的浑厚善良、刻苦勤劳，同时也充分地表现了因缺乏识见而形成的狭隘、保守以至愚昧。这是一群在家乡的小河沟里长大的鱼，一旦到了社
会的大海里，反而不敢游了。当离开了故乡和土地以后，当生活以不同于他们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方式出现的时候，他们痛苦和难堪到没法生活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巨大进步：作家对农民的审视站在更高的现代立场上。不仅使得作品对个别农民形象的描绘更加丰富更加真实，也使得作家在对中国农民的整体把握上更加丰富和深刻。
李准过去的作品，当然并非完全不敢表现农民性格的弱点，但那时的表现，多半是在流行的政治观念尤其是阶级观念支配下的表现。比如作家对富裕中农、中农的自发倾向，自私、保守等等的表现，曾经有过精彩的篇章，但并不是出于从农民整体上去观察解剖和开掘。在对难民的考察中，他看到愈是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反而愈多愈充分地存在着小农的狭隘落后和愚昧的负担，在生活中的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愈差愈弱。这一发现应当看作是李准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标志。
深人地把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国民性，是“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自从批判了胡风的所谓“精神奴役创伤论”以后，三十多年来，表现劳动人民尤其是在阶级成分划分中被划定为工人、贫农的人物身上的弱点，几乎成了禁区。作家在创作中或者回避这方面的开掘，或者把贫农以至各阶层农民身上的弱点都“集中”到中农或上中农、富农身上去。这就造成了农民形象的简单化或虚假化。《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是对这种十分浅薄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以及低级的文学意识的反拨，表明作家的创作意识在向更高的真实层次上升华，现实主义精神在往更深的思想层次推进。这是李准的进步，也是一代作家的进步。
民族灵魂的塑造
《黄河东流去》中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不以个性鲜明为满足，甚至也不以群体性格为指归，作家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通过写中国农民来抒写民族之魂。
抒写民族魂，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大作品的崇高目标，而且都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上达到过。从《阿Q正传》、《故乡》到《红旗谱》、《创业史》、《红岩》、《红日》、《暴风骤雨》、《李自成》、《东方》等作品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身上，可以窥探到我们民族之魂的神采和侧影。在这些大作品中，其中一个相当多数都是通过写农民之魂来写民族之魂的。这也是由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所决定的。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以农立国的东方大国，农民是我们民族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几亿农民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几亿农民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民族灵魂。
《黄河东流去》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抒写民族灵魂这一总主题的延续和深化，它的题材也是农民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角度。
李准在创作《黄河东流去》的时候，不再像电影《大河奔流》那样，停留在对历史事件作表面的粗线条的勾勒以显其历史广度，也不只是满足于对人民创造历史这一正确主题作形象化的表现以显其思想深刻，而是把眼光投向人们的精神世界。他要把我们这个民族在伦理、道德、品质、情感以至整个精神领域中的特点揭示出来。同时，《黄河东流去》中的农民，已不是在自己的乡土和家园劳作生息的农民，而是失去了土地、茅屋、牲畜和农具，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百